广场诗学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在这样一种为诗歌的解释问题所困惑的情况下，我重读了中国古代的诗话与文论，也读了些外国的文学、美学、哲学理论著作，我才渐渐明白，诗歌艺术的审美解释，确实是一个难题。读者对诗的领会，都只是各人的主观领会，并没有客观确定性的意义。要说诗只能有一种完全准确的解释，那只能是权力话语的武断；但要说诗全凭个人领会而可以否认社会客观评价，那也是很片面的。因为，诗的解释虽然不可能有绝对的、唯一的、终极性的确定解释，但诗歌文本在人际交往与社会阅读感受中所形成的接受反应，一般是有相对确定意义的；那实际上就是一种或几种意义相近的通行解释。从根本上说，诗是存在于不断更新解释的流传中，诗的解释是开放性的。中国古代“诗无达诂”的说法，由于它来自读诗的*，没有理论化，所以它说不清复杂的道理。但是，正因为它是从历史*中来，它在今后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仍然是可以重复的*；它的内部，确实包*诗歌艺术审美解释开放性的原理。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它，要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去对它作科学的说明。——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把中西诗学融合起来的想法。
我开始重新研究诗学的时候，看到“*”以后诗歌艺术复兴的气象，心里很高兴。但随着诗歌新潮一浪一浪地展开，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特别使我感受得深的是，有不少学诗的青年人，由于“*”中“停课闹革命”和下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没有读多少书，文化素养很差，没有关于诗歌的基本知识，甚至造句也不顺畅。但他们心里积压着许多辛酸感慨，有许多话要说，一般就只是模仿着报刊上发表的诗的样子来写，写得差不多像是孪生姐妹一样，甚至连词汇也雷同，“麦子、鸟儿、阳光、星星、小草……”大家都那么写。我当时想，“*”后，诗歌艺术复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们心中积蕴着浓郁的诗情，是会要发声的。但“*”给他们造成了一种文化知识上“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状态，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未来，也影响诗歌艺术的发展。因此，应该有一部适合青年人阅读的诗学著作，为诗歌艺术的发展，起培养基和助推器的作用。
当时，报刊上谈诗的文章是不少的。不过，在“*”的极左禁锢之后，乍然开放，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潮所挟带的各种理论。那一浪又一浪的诗歌新潮，都是在西方各种思潮的精神和理论影响下掀起来的。而西方的文化，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人文理论受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之发展的影响，多半强调理论的更新与反传统。中国的青年诗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反传统”的情绪也非常强烈。而他们心中的“传统”，一般就是指从苏联传来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其实，那并不是中国民族的诗歌艺术传统。中国的诗歌艺术，在封建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受封建统治思想的薰染，精神上都带有封建思想的烙印；但并不是一无可取，历代诗人在艺术上的开创与*积累，仍然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而且，中国古代诗歌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精神，至今也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我认为，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情况，宏观地看来，人文领域与科技领域的发展是大不相同的。科技的发展是更新换代式的，新的取代旧的，故每一步都必须“反传统”才能进步。而在人文领域，文学艺术的发展，却必须有批判的扬弃与合理的继承，才能在历史的基址上，建立起宏大而辉煌的新建筑。我们在诗歌领域内的“反传统”，在精神导向上，应该合适地制约在“反对封建主义”、“发扬*精神”的方位上；而在艺术上，则应该有对中国传统艺术方法、艺术审美方式与艺术理论的合理继承。所以，我觉得，在“*”后，西方各种新的文学艺术思潮涌进中国的时期，应该寻求中西诗学对话的契机。通过对话与交流，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经过科学的洗礼而更新为现代的理论形态；一方面，也可以使西方的诗学理论，通过对话的融和而取得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方式。这样，对中国青年诗人吸取外来诗学与继承中国传统，两方面都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就是我写《广场诗学》时关于“中西融合，化古生新”的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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