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乱世浮生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3)
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了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馀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他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相当繁重。对于此时期郑振铎的工作状态，我们可以从郑振铎给张咏霓的书信中一见端倪。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也时有郑振铎发自内心的感慨，从这些感慨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了解郑振铎从事这一工作时的内心状态，摘录两段如下：
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唯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心，故可得好书不少，……此愿如能在炮火中实现，则保存民族文化之功力，较黎洲、子晋、遵王更大矣！……然此半年来，心力已交瘁，所费时间尤多。先生所费心于此者亦已极多。但觉此事于国有利，故尚可敢言劳也。
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较之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得勇气百倍，万苦不辞。
由于资金有限，郑振铎等在购书时不得不慎之又慎，“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因为这个原因，有时面对一些古籍珍本，郑振铎往往不能当机立断，导致有些图籍为他人所得。
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一）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二）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三）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四）搜集古籍，有得有失，本属自然之事，更何况在当日境况中如此行事确也是无奈之举，然而郑振铎却不作如是想，他总觉得每一次自己所看中的古籍为他人所得都是自己没有尽责，都是对保存民族文化的失职，郑振铎在致张咏霓信中沉痛地说：“近日连遭失败，心中至为愤慨！……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殊觉灰心！”在抢救文献的工作中，最让郑振铎感到痛心的一件事是他存放在香港的一批图书文献的丢失。随着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酷，为保证“同志会”搜集的文献的安全，郑振铎将他认为够得上“珍本”、“善本”的多部明刊本和钞校本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请在那里执教的老友许地山暂时收存，然后再伺机设法运往重庆或美国暂行庋藏。这批文献被许地山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香港沦陷，而郑振铎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的文献自此也就音讯全无。得知自己精心挑选的珍贵文献被日军掠夺，郑振铎痛心不已，他沉痛地说：“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他甚至后悔自己的多事，“一念及此，便锥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地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收藏家手里吧？”为了这批“命根子”，从来不讲迷信的郑振铎竟然跑到城隍庙去向“城隍老爷”求签问卜。也许他的一片真诚，真的感动了上苍，在经过长时期的痛苦煎熬后，这批国宝终于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我国*一个派赴日本调查文物的代表团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内发现，经交涉后完整地运回了中国。当然，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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