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6期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九十年代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泛滥的时代，只有像“他们”诗派那样软绵绵甜腻腻的又有点另类的但总体充满小资情调的诗歌大受欢迎，就像学者旷新年讽刺的，那是类似穿“吊带衫”似的小反抗，表面上是与传统保守对着干，骨子里反而是*当下甚至是主动引诱勾引。还有一类以“身体”命名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声名赫赫，其原因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李亚伟这样的诗人就像动辄宣称“革命”者一样被敬而远之，这个时代崇尚的是温和的“改良”或“妥协”，即使在文化域场亦如此。这个时代喜欢的是眉来眼去的欲拒还迎或相互*，是毫无威胁与力量的貌似深刻的机智乖巧。技术与形式而不是精神气质压倒一切。李亚伟这样的诗人也因此落寞、孤独，倍受冷落，而且有趣的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危险性”，比如一位学者就坦诚地跟我说：“莽汉”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会令人猜疑，字面上就似乎有些犯忌，会被政治正确者挑刺，于是媒体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出现，这是知识人对于某种言论的自我检查与自我禁忌。而如果申办关于“莽汉”的学术研究课题，显然也不容易通过。怎么办？干脆绕过去。我要承认，这位学者说了实在话，九十年代里，到处是这样温柔得可怕的封杀。在这样的情势下，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诗人的心态也出现转变，李亚伟等诗人的心态本身已大不同于以前。我看过李亚伟写的一篇随笔《天上人间》，他说以前的梦想是当大诗人，指点江山，现在的想法倒是宁愿当一位在某个小地方或山中喝点酒、写点诗的小诗人，为自己内心世界的*而写诗……从李亚伟的变化，我们其实多少可以窥见诗歌态度的惊人转变和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知道了为何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们会自动失踪。
八十年代，诗人们向往天空，九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却是回到了大地，回到了具体的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时代的重拳，将诗人击中，从空中跌落大地。不管诗人们愿意不愿意，心甘不心甘，诗人们不得不从自己的狂想中退缩回来，从虚妄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诗人们开始经商，下海，开始结婚，生育。莽汉诗人李亚伟当了火锅店老板，另一位莽汉诗人万夏做了书商。同样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的撒娇派诗人默默成了上海滩的寓公，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赵野等成了产品代理商或广告商。其他诗人的生活也大同小异，为时代风气所牵引改变，越来越务实了。一些诗人还在商业上如鱼得水，大获成功。诗人与老板，这也很协调。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歌逐渐边缘化的时代。诗歌从一种精神转换为一种专业、一种技术（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精神），诗人从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转化为个人化的低吟浅唱，既然是个人化的，自然更多地是对个人才有意义，诗歌与诗人集体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八十年代的那种诗歌的公共性烟消云散了。人们突然发现诗人们都失踪了，一位小说家声称：诗人们已经风流云散了。这里插上一句，非常有趣的是，相对于诗歌的冷落，由于电视剧的传播，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也有人称八十年代是诗歌的，九十年代是小说的。更有意思的，九十年代里有一部分诗人就主张诗歌要“小说化”。直到九十年代末，由于戏剧性的媒体的炒作，诗人与诗歌才以一种激烈争吵的方式引起一点关注。即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但在这样的争吵中，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其实更加寂寞。
获取当代-2005年第6期的下载地址 进入下载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