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也许《苦楝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繁荣和大厂文化有某种“怀旧式美化＂，但它确实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撑它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足以使我们相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起码是看到了一个方面的“真实＂。它将工厂的垮掉归罪于闭门造车急躁务进的“改革家＂们物质主义的算盘，把那种支撑一代人和一代事业的精神力量活生生地*掉了。小说没有明确提出批判。与《那儿》相比，它少一点左翼知识分子的锋芒，而是多一点善良的平民式的对生活的朴素理解——它以非常朴素的笔法，写出了工人们的失落和伤痛，写出了对物质和精神双重家园之被毁灭、被抹杀的心痛和惋惜。在各种社会发展方案争论不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关注底层的作家未必能给“说法＂、找出路，但这种大面积存在的真切伤痛，却正是文学该表达的。
《桥溪庄》写的是当代农村的苦难，小说的焦点也不在于对现实层面苦难的描绘，而在于对人心灵内伤的揭示。因为工厂的污染，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使得所有对幸福的追求都变成绝望。小说把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悱恻、哀伤，那种溶化于深情的苦难让人心痛，也让人无法逃避地意识到：对农村资源不计成本的掠夺，也许可以免除一时饥寒之苦，但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潜在损害和对其生气活力的剥夺，却是各种统计数据无法显示的。
这两部长篇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发现、发表这样的作品，想必费了《当代》编辑不少苦功。这种从基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的传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正如“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成熟作家”放弃。“基层作者＂在观念意识和艺术训练上往往多有不足，这两部长篇或寒俭或青涩，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缺憾，《桥溪庄》尤显单薄。但是，它们提供的现实生活的新质，却是寻求“美学脱身术＂的“成熟作家＂们没有发现、无力表达的。
相比之下，名家作品只有阿来的小长篇《天火》（第３期）具有较强冲击力。阿来的这篇新作开始正面进入历史，书写川西北藏区的历史在当代的变迁。相对于《尘埃落定》的唯美传奇性，《天火》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现实介入性。阿来终于尘埃落定，由空灵飘忽变得可触可感，但在鲜明的同时也显出了其思想观念某种程度上的单纯。比如，对于藏族文化的理解，阿来似有本质化的倾向，在他笔下，藏区生活原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自足的、美好的、人性的，而外来文明则是疯狂的、侵犯性的、“大一统＂的、毁灭性的。山火烧毁机村，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如果说当年阶级翻身的主流叙述具有严重的遮蔽性，这样“再翻过来＂的叙述也难免“单面化＂。不过，如此庞大的命题，使作者的艺术才华也充分地显示出来：写天火之狂足见其驾驭能力，写“心火＂之狂足见其分寸耐心。让人再次惊叹阿来的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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