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六-阿坚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一个惯例,没有集团怎么就弄出*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点名指姓地攻击*。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或讽刺*、*、姚文元的*部分都被抓了。从*后出版的《天安门诗抄》,我们能看到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以“广场各种声音很大很多,我没听见”来撒谎太容易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也不害己的做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都是在大会堂东阶上的一个时间。(*后我听说,那诗在头一天也被念过)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必须老老实实交代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员。
这话倒没错。我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党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本来他搞选矿设计好好的,比同等学历同时分来的人工资高两级,是业务尖子,可后来党又让他去搞政治,于是*刚结束他就栽了。听说他的事很多也很重,但上级念他确实不谋私利是因单纯被人当了枪使而将他归为“三种人”(*后的清查对象)最轻的“有严重错误须说清楚”那类。我父亲自己也觉得冤枉,后来我听他说过:一心一意跟着党拼命干,没想到这么个结果,我以后什么都不相信了。我父官最大时,至少相当于司局,可他也没给我家弄个大点的房子或动用关系让我离开厂子。那官当的,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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