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堂的歌声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整整一年,我们谈论的是《香港》,做的是《香港》,整整一年,我们消耗了4000万日元,因此,这张专辑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变化,而每次变化最终都会被我所否定。于是,西田裕司认为我发疯了,他说,他后悔提出他的建议,而我,像是在往流动的河水中一张张扔钱,他如果留在香港看我扔钱,也许会真的发疯,于是,他在某个早晨回到日本,即使在那里,他也不断打电话来,询问《香港》的进展。 这张专辑在最后发行时,名字被更改了,但是在我心中,它永远是《香港》。 那时候,我逐渐了解,牵制着人的一生的,通常不会是重大的事件,而只是一些细碎琐屑然而却不能丢弃的小事,这种事,也许只是一次牙痛,也许只是一趟晚点的火车,然而,在火车到达以后,在牙痛被驱散以后,一定有些什么已经发生,有些什么,已经不可更改了。在1988年,属于我的“牙痛”和“晚点火车”再次找上我。 还是老调重弹。这一年,在*的报纸上,再次出现关于我的评介,他们说,我是个向日本人献媚的人,我不耻于“*”。然后,在某一天,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闯到了“紫馆”,并且要求立即对我进行采访,他没有得偿所愿。没有得偿所愿的他,没有采访我,却写出了一篇对我的采访。如果不是西田裕司和托拉斯唱片的同仁及时宴请了这位“*记者”,也许事情还不会早早结束。 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先兆,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前传来的潮湿的味道,是癌变之前的溃疡,而当时的我,虽然预感到了这背后隐藏着的大不安,但却无力阻止。 1988年10月,托拉斯唱片和电视台签订了合约,我得到了在《夜间震荡的舞台》和《最佳的前10位》之中的演出机会。就在演出开始前,就在我准备前往日本之前,我的“牙痛”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的*护照即将到期,我提出了延长有效期的申请,而这个申请没有被批准。我惟一的行动只能是返回*。 在返回*的前一夜,我忽然想到《聊斋志异》之中的《聂小倩》,在那里面,夜叉鬼夜夜发出召唤,希望聂小倩回到荒凉之地去,继续为它引诱男子,供它吸取人血。我的联想是如此没有来由,但却又是如此露骨,我不能不笑起来。然而,笑过之后,我的愤怒却在加剧,我也只能将它压抑。 在*,当我第三次提出申请,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要参加“金门岛30周年纪念仪式”,还有电台和电视台的庆祝节目,我是否参加这些活动,我在参加这活动时是否毫不犹豫,是否面带笑容,都将成为我的护照有效期是否能够得到延长的条件。 《夜间震荡的舞台》不可能参加了,我为此支付了数额巨大的赔偿金,却还是面带笑容参加了“金门岛30周年纪念仪式”,我穿着迷彩服,在军营里演出,我手持话筒,对着海峡对岸喊话,不会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此后,我得到了护照有效期的延长,只是一年而已。他们告诉我,一年之后,我如果还想继续延长护照有效期,就必须再次回到*,再次面带笑容,在军营演出。 就这样,就在我被人世之潮推送,身不由己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大陆,我的歌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人心中滋长,在暗夜里流传。 他们告诉我,在1980年,一艘波兰籍的货船停靠在*的基隆港时,17个第一次获得上岸许可的船员,坐上了出租车,要求司机直奔台北,他们告诉司机,他们是要购买足够多的邓丽君磁带,带给那些身在大陆的亲人和朋友。在1981年,中国乒乓球队前往日本参加比赛,因为飞机的故障,他们在台北的机场着陆,那些球员涌进免税商店,要求购买的,还是邓丽君的磁带。 他们告诉我,我的歌被视作黄色歌曲,谁听我的歌,就是生活糜烂,就是*下流,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它们的流传,在人们看来,我的歌犹如可怖的瘟疫,在黑夜里窥伺着每一家,每一庭院,企图毁掉他们得之不易的平静生活,然而,这样平静的领地终于越来越少。 我就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旁观着由我所发起的风暴,却总是有着事不关己的淡然。就在那个时候,以前的那个梦又开始反复出现:我身在一个林木幽深之地,松林遮天蔽日,林间满是奇异的花朵,我久久停留在那里,像是在等待一个人,一种际遇,却不知道我所等待的是不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所在。荒野不让我感到恐慌,野兽不让我恐慌,但最终降临在我心中的,是一种更大的、更广漠的恐慌,黄昏就在那时来临,我看见山林间的烟水苍茫。 每次我都会在这个时候惊醒,耳边却依稀留着一种颠倒的嘈杂,像是一堆铁器被倾覆之后的余响,我开始觉出冰凉彻骨的恐惧,像是梦中情绪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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