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在背后的眼睛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阜阳市从1999年就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可是在有些村，村委会选举仍黑箱操作，愚弄百姓。
一天，杨云标家里来了几位农民，他们都是三合镇任郢村的村民，谈起现任村委会主任刘某，一个个义愤填膺。村委会换届时，刘某为了能当选村委会主任，雇人为自己拉票，选举时，不设秘密投票箱，而是将村民集中在一起，刘某雇用的人公开在人群中为其拉选票。村民推举的选举委员会形同虚设。最后，刘某如愿以偿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刘上任不久，上面给村里拨了一笔农业开发款，刘某将这笔开发款私下“安排”给了自己和自己亲戚以及一些村干部。有村民偶然从镇里看到了这份“分配”名单，然后将此事反映到镇里，事情才败露。村民们对杨云标说：“如果继续让这样的人在村里当道，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可是我们一次次向上面反映刘某的问题，上面一直不处理。”
杨云标说在那段日子，他的心每天都沉重如铅，他说：“当权利被侵害时，面对权势，有的人选择了躲避，守候着人性的底线；有的人选择了逆来顺受，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也有的人选择了反抗，但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我自己和周围一些人的经历看，个人维权不但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效益低，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这注定了农民的权益一直被社会普遍漠视着。而在这种长久的漠视中，农民的权利意识被*了，农民对自我权利的诉求被忽视了，人口最多的农民被集体边缘化了。”
“集体维权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群体的诉求是很难被轻视被忽略的”
就在杨云标开始作上述思考时，赵王村的一群农民正在为保护自己的权益集体抗争着。
他们中的领头人叫王秀华。王秀华当过多年村妇女主任，热心快肠，为人耿直，1990年外出打工，1998年返乡。
我去南塘村的那天下午，王秀华正忙前忙后地组织文艺演出，她是宣传队挑大梁的主角。演出结束时天已经黑下来，我和王秀华一起来到杨云标家，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跟我谈起回乡后的经历：“我回来的那天，刚好是赶集的日子，在镇上遇到本村一位村民，他见了我一下就跪下了说‘秀华啊，你回来领着大伙儿干吧，这日子让那些王八蛋们糟蹋得没办法过了，老百姓连吃盐的钱都没有啊。’回家后，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来跟我说村里的事，村干部向村民强行摊派劣质土豆、大蒜种子，市场上的优质土豆一斤才卖2角多，村里摊派给农民的劣质土豆每斤收了9角钱；村里既未建学校也未办企业，村干部却开会宣布村里欠了18多万元外债，要求村民每人每年还40元……”“我们又一次次*，镇里终于答应清账，可是最后却宣布账上没问题。我们说，如果没问题，村里的债务是哪来的？我们要求自己清账，村民推荐我和其他6人组成清账小组。为了阻止我们清账，村干部处处设卡，我们便挨家挨户调查走访，对账上的单据一一进行核对。龚庄自然村多年来都是按64人收提留，可村里只按60人上交提留，每年有4个人的提留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上面给村里拨的救济款，按账上显示分给了生活困难的村民，可是一调查，签名是冒充的，村民根本就没拿过一分钱……经初步查证，仅1998年至2000年，村里未入账款与不合理开支达到24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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