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后现代经济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在制度上导向无*主义和“无企业”主义（如果有的话），但解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只不过元规则变成了解构本身。然而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忽然失去了动力，回答不上来解构之后到底要建构什么的问题，显得为解构而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常被人诟病的主要之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脱离了企业和*实践的实际，而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实践却在另外的能指系统中，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建设性地解决了“解构之后”的问题，成为建构的后现代实践，他们的方向是转向了语义网络。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对于表征权力在符号体系中的制度化，也有深刻的见解。
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象征性权力不再属于统治者（X点），而离散到社会网络的块茎（K域网络节点）上，以身体和欲望作为出发点，以否定文本为形式，建立起解构的后现代制度的意义表达逻辑。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13）
斯图尔特?霍尔的分析重点是能指体系本身，他称之为“表征系统”，讲的是后现代的制度，不光是在规则上何以可能，而且是在形式上何以可能。在《表征的运作》中，斯图尔特?霍尔开宗明义地指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是“你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方法”。①
福柯的制度论：话语、权力与知识
福柯的制度论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这是因为，在后现代学者中，福柯特别重视从制度角度研究权力话语。对于话语和表征，如果说布尔迪厄关注的重心在权力和资本，那么可以说福柯关注的重心就在制度。
福柯非常清醒地将制度进行了问题域的划分。对福柯来说，权力并不“以一种链的形式起作用”（相当于说不是以X的轨迹，即理性的方式起作用），权力是循环的。它从不被一个（如X点那样的）中心所垄断。它“经由一个网状组织被配置和行使”，这个网就相当于K域网络。它并不是朝下发射的，即不出自一个来源也不出自一个地方。就是说，权力不是从X点向下面的K域发射，而是渗透于K域网络的每个节点权力关系，渗入社会存在各个层次，并因此被发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在运作。②制度无非就是这个分布式的权力网络的运行规则，这种制度显然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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