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忆利奥波德·特雷伯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众*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件。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里，*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委员会提出抗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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