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4期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问题是这样美好的口号我们喊了大半个世纪，最后却又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经济规律上来，说明我们还是走在通向美好前景的半路上，还置身于“按劳取酬”的经济规律之中。虽然从单纯的道德角度看，重赏之下的勇夫不是那么光彩，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但这种经济手段却有用有效而且有益于我们的事业。
归真
陈世旭
陶渊明纪念馆建馆二十年了，主事者为纪念活动征集墨迹，我写了“归真”二字。我用这个词，根据的是《国策·齐策》里的“归真返璞”的意思，也就是去其外饰，还其本真。
二十年前，我也有幸在陶渊明故里所在的今江西九江县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
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
陶渊明先生如果不亦乐乎地当顾问，当策划，当评委，当客座教授，而社会也不亦乐乎地请他上报、上广播、上电视、上主席台，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后人来说，尤其是对步了陶渊明的后尘也操了文学营生的后人来说，弄清陶渊明吃喝拉撒睡的光景如何是无所谓的事，有所谓的事是怎样看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在陶渊明故里，像所有名人故里一样，很自然地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在那些故事里，陶渊明是一个成天昏昏然的酒徒，稍稍清醒的时候，便在几十里外的庙里跟和尚谈佛论诗。
这类故事不管怎样说法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突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的隐逸特征：逍遥自在，落拓不羁，超凡脱俗，无牵无挂。
这跟认真严肃的学者的看法不无差距。
鲁迅认为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隐君子”“世间是不会知道的”，而有了“隐士”美名的人有时不免被人“当作笑柄”。他的看不起隐士是显见的。但他对陶渊明却高抬贵手。他一面认同“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面又指出“陶潜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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