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我的精神自传精选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是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中国启蒙主义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启蒙主义；一个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而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呼应，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核心口号就是“回到‘五四’那里去”。我们上次讲课时讲到*后期已经孕育着或者说呼唤着这样一个启蒙主义时代的到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任何一个蒙昧时代结束以后，都会有一个启蒙的时代，这个我不想多说。问题是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有对启蒙主义的反思。我自己应该说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也对启蒙主义有一个反省。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启蒙主义可能包含了什么危险或陷阱？启蒙主义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这样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我1992年所写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东移》这本书里面。其中特别是对《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形象有个再阐释，即在九十年代初期对启蒙主义反省的背景下重新来看俄国文学中的罗亭这个人物形象。参看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页124—133，151—15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16—125，141—146。以下有关《罗亭》的分析的引文皆出于此。
我在《心灵的探寻》的第三章“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里，谈到鲁迅的思想：“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卷3，页102。并重申了“曾经给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以鼓励和力量的”鲁迅那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没有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透露出了：对终于打破了偶像和自欺欺人的幻想，获得精神解放的“得救”感，和“传统”决裂的决心，从西方世界（“洋鬼子”）吸取资源的渴望，以及从新的实践里寻找新的希望的期待：这都是“五四”时代的，也是八十年代初期、中期的时代思潮与情绪，这是我所感受到和发现的二者的契合点。从今天来看，这样的历史重来，既是八十年代的意义，也是它可能有的局限。
海涅这种担忧是有现实根据的。他的依据就是法国大革命，像海涅这样的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但同时他们又恐惧于雅各宾*。也就是说，他们欣赏卢梭的思想，但恐惧于雅各宾派的行动。这里存在着一个思想家卢梭和行动者、实践家罗伯斯庇尔的关系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卢梭呼唤着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是对卢梭的响应，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实践的结果就变成雅各宾*。这正是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思想要求变成行动，而行动的后果则往往使思想变形，变质，甚至走到思想的反面。在海涅著名的诗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第六章里，总有一个“乔装假面的客人，阴森森地站在我的后面”。我问：“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他回答：“我具有的实践天性”，“我要把你想的变成实际。你想，可是我却要实行”。到第七章，“客人”就真的把我的“要清除过去的遗骸”的思想付诸实践：“举起刑刀，把可怜的迷信遗骸砍得粉碎，他毫无怜悯，把他们打倒在尘埃。”这里显然存在着思想、思想家的逻辑与行动、实践家的逻辑的错位：就“清除过去的遗骸”这一命题或历史任务而言，思想家的理解和期待，只是思想的批判、扬弃，而变成实践家的行动，就必然是暴力的摧毁，变成武器的批判，走到了思想家的愿望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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