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自己讲话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说他支持我*；另外还有个堂弟，被打得九死一生，口里流血……”
眼看快过年了，纪委的人劝他回家。人还没到家就被抓了，邓仔生偷跑出来，又回到市纪委。“那时刚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来，我说*的真理在何处？到这个时候，有家都不能归！”
“正月二十几，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贷款，借钱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后来，他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学习10天，但你越关我，我越要反对你；*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有乡干部问他：你*花钱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邓仔生说值。“我说，小时候赶上‘*’没读书，*一年胜过读三年书。他问为什么，我说，第一，以前不懂政策，不懂法律，现在学习了，就当我读三年书；第二，因为现在群众不知道政策，我能够代表群众去*，把政策要到，传到下面来；第三，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领导人，现在和这些领导人都能接洽了。”干部又说，看看你家这个烂屋，会倒的，你在家多做点事，把钱积起来建个新房不好吗？“他这也是好话，但我要坚持下去，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能够让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能够让大家日子好过一些。”
在邓仔生家里，他还这样告诉于建嵘：“开路人难，走路人容易；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冰冻天气，会有露水，第一个人身上会搞湿，要吃点亏，但走过以后，第二个人就好走一些，走的人多了，路就好走了。”
经过调查，于建嵘发现，这些农民“减负代表”，年纪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前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
“自1992年始，这个县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并逐渐形成了一支减负*队伍，被称为‘减负代表’的有80多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依据*和省*的有关政策，组织并带领农民，对县乡两级*制定的不符合*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在这些代表心目中，*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的政策就像句句是真理的圣经，宣传政策好比传播福音，为此受苦受难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为此流血坐牢是为真理献身的殉道。对于铁了心的减负*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们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后的名声。他们在乎的不是上级怎么看，而是子孙后代怎么想。与普通农民相比，这些人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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