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006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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