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在俄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在“被照亮的林间空地”上，另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妻子加露攻卡，坐在另一个土豆、另一类沾满泥土的、粗糙不平的、好梦想的老人的膝盖上，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本人。后来在1936年，在塞纳街一家小店铺里，我在翻看大量的明信片时，从中发现了一张明信片恰好表现了我的视觉景象：一位*手臂的夫人把一只杯子送到嘴边。这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苦恼，它使人非常难受，我好多年都忘不掉这两个不动的身影，每当想到它们就会产生同样的不断而又含混的不安。我要说，直到1929年，这幅画才终于从我的想象中消失掉。到这时，我发现了它的另一件复制品，于是我又被同样的不安抓住了。这一图像重又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扰，我开始记录随其幻影而来的各种心理现象，并在它的启示下创作了一些诗、一些画、一些物品，然后我终于完成一篇发表了的论文：《米叶＜晚涛＞的悲剧性神话》，我认为这篇论文是达利哲学的基本文献之一。
在卡塔卢尼亚语中，这个词含有一种无法翻译的极为色情的含义。它用来表示女人性器官的一部分。渔夫们使用该词表示某种特别狡猾和恶毒的人。后来，我了解到在我演讲时，我以特别不舒服的方式弯曲着脚坐在那儿，这使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我越不舒服，我就越觉得自己口若悬河。就我本人而言，*的痛苦（如牙疼）*并巩固了演说痛。
这个家庭在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我父母已受到皮朝特一家人个性的影响，他们全都是艺术家，具有很高的天赋和最敏锐的鉴赏力。拉蒙·皮朝特是画家，里卡多是大提琴演奏家，路易是小提琴演奏家，次女玛丽妞是低音歌剧演员，配皮多可能是全家人中最大的艺术家，但他不专门致力于任何一种艺术。就是他创造了卡达凯斯的住宅。一般而言。他对花园和生活有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梅塞代丝也是百分之百的皮前特家人，她对住宅抱有一种神秘的*的看法。她嫁给了西班牙大诗人爱社亚多·马基纳，这位诗人把庄严优美的卡斯蒂利亚风格带进了这个卡塔卢尼亚家庭如画的写实主义之中，尽管皮朝特家的文明气氛已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可这种独特的卡斯蒂利亚风格还是必要的。
我的大部分幻想，尤其是那些色情的幻想就是在“塔楼磨坊”展开的。其中一个关于女主角加拉和杜丽塔的幻想，记录在（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中。可该文极为特殊的字体无法移植在目前这本著作里。这类项链并非像它所显出的那样是达利的一个发明。它是“塔楼磨坊”所在的那个地区农家孩子中十分常见的游戏。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冠冕跟我赋予它的涉及死人的特点相距甚远，它不过是一件礼品，是莫斯科歌剧院献给玛丽亚·加依的，用来纪念她演出的《卡门》。一位种田人目睹了这些向空中的跳跃，他对皮朝特先生讲了事情的经过。可谁都不相信他。从这样的高度上跳下去，我该摔死了。由此我变成了在这种运动方面有特殊技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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