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平鑫涛与琼瑶真情告白的目录章节详细介绍

逆流而上-平鑫涛与琼瑶真情告白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第一节　　童年，家境小康。我是独子，一家三口住在上海的南市，堪称豪华的“石库门”房屋，独门独院二层楼。 　　那年，小学五年级，中日战争爆发，烽火迅速直扑上海。为了响应*的号召，父亲毅然从军，失去讯息。就在日军攻陷上海的前夕，体弱多病的母亲，带了幼小的我，只带了最简单的行李，仓皇逃进了法租界。 　　无数无数的难民，涌向租界，租界宣布关闭，绝大多数的难民，被挡之于外，我们能够顺利进入，已经十分幸运，更何况还能租到一间“亭子间”，作为栖身之处。 　　“亭子间”只可容纳二张最小最狭的床铺，没有厕所，床边放个有盖的“马桶”（木桶，大小便用），每天凌晨，有水肥车来到巷口，主妇们纷纷“拎”（拿）着马桶、去倒马桶，并在巷口洗刷。也许你不能想象这是怎样的景象，如果你看过“康熙帝国”连续剧，其中容妃被打入冷宫，每天洗刷马桶的情形类似。　　母亲本来瘦弱，搬进“亭子间”后，气喘大发，往往一两个星期，不能平躺，只能坐着，十分痛苦。但是，每天凌晨，只要听到水肥车的那声吆喝，她必起床，拎着马桶下楼。这种影像深深镂刻心头，至今想来，犹觉心酸。 　　有一次，母亲实在喘得太厉害了，邻居请来了一位西医，打了一针，气喘立刻平息，马上可以平躺下去。幼年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种针真灵，以后母亲再发病，只要请医生来打这种针。但是，我们如此贫穷，怎么能再请得起医生？我偷偷地把针液空瓶留下，告诉妈妈说，下次我来替你*。 　　果然这一天来到，母亲说：“看样子只好请你做一次小医师了！”我去药房买来了针筒、消毒的酒精灯以及针液等，模仿医师的动作做好准备，但两手发抖，怎么也不敢下手。毕竟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孩子啊！母亲说：“如果你不打，我活不过今天，你打，最多打得不好，痛些，流些血，我不在乎啊！”我实在舍不得相依为命的母亲“活不过今天”！勇敢地把针扎进母亲的肌肉。好奇妙，母亲的气喘平息了。我对母亲说我长大以后要做医生，看病*，不收钱，或收一点点钱。我恨那个医师，出诊费为什么如此昂贵。以后我常常为母亲*，“技术”愈来愈进步。 　　父亲终于回家了，沮丧极了。报国未成，白手起家所撑起的事业，毁于一旦，又找不到工作，整天忧伤。　　这个家，被愁云惨雾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父亲是个内向的、悲观型的人物，他不善言辞，常常因为辞不达意而急得五心烦躁，转而怒发冲冠。童稚的我和羸弱多病的母亲，就变成了他宣泄怒气的出口。 　　他有一条厚厚的红木戒尺（可能是“纸镇”），当我“犯错”时，我必须伸出手来，接受戒尺的痛打。如果我能及时认错，也就手下留情，偏偏我绝不认错，（事实上我真的不认为有错，比如他心情不好，要我唱歌纾解他的情绪，我偏偏不唱；比如我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回家，没有向他展现笑容等等。）宁可挨打而闭紧嘴巴，也因此而火上加油，耳光、拳头就纷纷上身。通常母亲会挡在我身前，无法遏止的拳头就打在母亲瘦弱的身躯，所发出的皮肉被打的声响，震得我心智俱裂。 　　于是，母子俩就抱得更紧，默默地、坚强地接受强风暴雨。 　　于是，父亲开始捶打自己，猛打自己的头和胸。他本性忠厚善良，深爱妻儿，也不愿意伤害我们，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开始自责和自虐。 　　最严重的一次，他自虐后痛得满地打滚，我和母亲在旁看得呆住了，没想到及时劝阻，事实上也无法劝阻。最后送医急救，因自己捶打太重而胃出血。当他出院后不久，故态复萌，我还是常常挨打。 　　小小年纪，终于动了“轻生”之念。心想，如果从平台上跳下去，自己可以脱离苦海，但想来想去，我这一死，可怜的母亲如何活得下去？坐在平台一隅，仰望长天，我发誓如果能长大成人（不肯定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顺利活得下去），我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地挣脱贫穷，不奢望富有，只求丰衣足食，不再贫穷。 　　 　　第二节　　父亲终于找到了工作，虽然薪水菲薄，但还是搬离了那个“亭子间”。新家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屋，四层楼连栋楼房，我们住楼下，不到十坪大，隔成两间，前面是父母的卧房，兼客厅、饭厅、做功课的书房。后间是我的卧房兼储藏室，在堆满的杂物间，有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床。至少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当我日渐长大，无法在那张小床上直躺、平躺，只能像虾米那样蜷着睡。这样我整整过了十一年。也许你不相信，这些年来，我不曾好好洗个澡，只能用一只较大的面盆，放在床边的“方寸之地”，擦洗身子。这样长时期的困守在这样小的空间，因此而得了一种潜在的心理病——幽室恐惧症。 　　我强烈地期盼，将来如果事业有成，一定要住进大一点的房屋。 　　虽然家小得让我窒息，外面的空间却很大很大。初中三年，我每天第一个进学校，最后一个出校门。尤其到了高中，不上课的时间，也不回家。上海是那么繁华的都市，逛马路也是享受，又有那么多的书店，我没有钱买书，但站着也就读完一本本好书了。图书馆非但可以借书，还可以借唱片，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巴哈、莫扎特等的重要作品，都是借了唱片，在我家小破唱机上放了又放。每个周末，上海市*交响乐队，常在公园露天演出，免费欣赏。我对音乐、美术、文学的兴趣，就在高中时代这样培养出来的。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主张送我去当学徒，学习一技之长。他实在无法供应我读大学，也实在怕我长大后和他一样潦倒，有一技之长，至少人生不会如此贫苦。 　　但我抵死不从，我觉得唯有读完大学，才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一争长短。何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瘦小羸弱，手无缚鸡之力，怎样学艺、做工？更何况，我最想当画家（这是父亲举双手反对的）或当医师，替穷人看病；或者当律师，替穷人打抱不平，这些都是需要十年寒窗啊。 　　当时，国立大学的学费并不高，半工半读，未始不能实践*。与同学们相约，毕业后共赴北京应试，但还没有说服父亲，却生了一场大病。 　　这是我和父亲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时高中即将毕业，突然发起高烧。父亲带我去看病，一回到家，我烧得昏昏沉沉，清脆一声，我的脸颊上挨了重重的一个耳光，父亲说：“你为什么要生病，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你知道我家多穷，你知道看医生多贵吗？” 　　原来我家太穷了，我没有生病的权利。好嘛！我就不活！ 　　我决定拒绝吃药，他们把药硬喂进我嘴里，我立刻吐出来，终于病情日益严重，奄奄一息。足足有半个月之久，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师诊断不出什么病，每天都有同学来探望，他们说：“今天再去看看平鑫涛吧，说不定明天就见不到了！”母亲急得天天以泪洗面，父亲又自责又忧心。他们把我从小床搬到他们的大床上，以便照应。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日子睡在哪里？ 　　母亲从我的*，从我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我被病情折磨的苦痛，知道我爱音乐，她把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放在枕边，播放电台里的音乐。说也奇怪，我的眉头渐渐舒展，表情平静，不像是昏迷，而是沉睡。两周后，热度下降，医师也诊查出病源，对症下药，从鬼门关回到人间。 　　这场病，也改善了我们父子关系，他不再大发雷霆，变得和颜悦色。不再坚持我去当学徒，也同意我上大学，但我病好后，已错过所有的入学考试。幸好我就读的中学，有大学部，我可以直升，不必考试。问题是这是私立大学，贵族学校，学杂费贵得吓人，根本不是父亲所能负担。幸好我祖父及时伸出援手，答应把他的养老金供我缴学费。父亲与祖父一直有严重的“代沟”，祖父独自居住，与我们很少往来。偶尔他会带我出去吃个小馆子，给些零用钱。高中时期，我常主动去探望他。祖父很爱艺术，对我这个深爱艺术的孙子，十分投缘，他就很慷慨地帮助我达成愿望。 　　 　　第三节　　能进大学，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我的学校，离家很远，要换二班电车，将近一小时车程才能到达。车钱是父亲给的，但我哪舍得用，上下课都是步行。每天清晨五点，我就从家中出发，八点前到达校门。别以为这是艰辛的行程，其实这三小时是我十分“享受”的时光。行程中必须经过一座公园。早晨的公园空气好，又热闹，很多人在打拳、健身、溜鸟、下棋，还有一位长髯老人讲解古书，还有人教写生。我在这四年的“公园大学”中，学了基本的围棋、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非常快乐。 　　每星期省下的车钱，可以供我看一场电影或话剧。上海电影院的前五排、话剧院的最后五排，票价是最最便宜的。刚好那个时代，电影事业十分辉煌，有无数好片，连中国电影也有不少经典之作。至于话剧，更是人才辈出，好戏连台。我一生对戏剧的热爱，几乎到发疯的地步，也许就是那时候种下的因子。 　　就读的大学，既然是贵族大学，学生们大都是富家子弟，个个服饰考究，出手阔绰，像我这样的穷小子真是少之又少。因为生活水准的不同，难免和他们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自卑。这些同学，家庭环境好，兴趣广、玩心重，上课难免心不在焉。我在高中时的功课很烂，勉强及格而已。进了大学，环境改变那么大，使我深深觉得，如果要在班上出人头地，只有在功课上得到傲人成绩。于是我发奋努力，果然一鸣惊人，尤其那些特别难以过关的学科，往往只有一二人及格，我必是其中之一。同学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继而有人求教于我，特别在考试前，希望我“指点迷津”。我常常用“学生的观点”来解析课业的重点，往往比教授们制式化、乏味的授课方式，有效得多。我非但当了四年的级长，大三时还被两位教授聘为助理，为他们整理讲义，甚至批改试卷。 　　*三*五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大学毕业。　　教务主任主动给了几封申请美国大学的推荐信，附有各科四学年的成绩，“像你这样的全Ａ学生，申请美国大学，大多数学校都会接受的。”他说。 　　出国留学，当然是我的梦想，但从来不妄想，即使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也绝对筹措不到去美国的旅费。 　　虽然我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但想不到一个星期后，我真正的离开了家园，远渡重“洋”。 　　有位亲戚，是招商局的船长，他奉令撤退到*，有一个舱位的空额，问我要不要随他来台。 　　父母百般不舍，却一口答应。上海解放正近在眉睫。父亲认为战后必有一番混乱，工作难找，既然毕业了，出去闯闯，也未始不好。那时候，“逃难”的人，千千万万，不论飞机或轮船，都是一票难求。突然平白掉下一个舱位，岂能白白错过？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突然要背井离乡，流浪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实在忐忑难安，但困守上海，也看不出有何前景。“再坏也不会比现在更坏！” 　　有人说：“我准备好了！只要机会一来就可以抓住！”天哪！我可完完全全没有准备好，也看不到任何机会将会来到。 　　第四节　　终于独自来到*。我搭乘的轮船，是真正最后一艘离开上海的轮船，停泊在高雄。船长说，他奉令别有任务，无法照顾我。“有人接待你吗？”我说有。有一位同班同学，家境富有，早就到了*，正好住在高雄，我可以试着去投靠他。 　　同学住在他姨丈家，好大的日式房屋，姨丈在晚餐桌上问我：“要不要在高雄住下来？可以住在我家，我也可能替你找到一份工作。” 　　何等的惊喜！ 　　我还来不及回答，我同学却抢着说：“平鑫涛明天就要去台北了！” 　　台北？台北在哪儿啊？我去台北找谁啊？但我能说不吗？ 　　第二天，我孤独的搭上了火车北上。慢车，十几个小时到台北时，已是万家灯火。 　　到台北后发生的故事，又是“说来话长”。 　　虽然没有流落街头，也找到了工作。公务员的生活十分清苦。 　　又是十年左右的贫穷生涯。     

第一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我从高雄上岸，有位张姓同学，是同班同学中比较接近的，他家在上海开设规模不小的食品店，家境富有，早早到了*，定居在他姨丈家。他答应在高雄接待我。热心的姨丈留我住下，并为我介绍工作，但我同学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台北，无异是下了逐客令。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要我去找在台北的同学浦晋德。 　　真不懂他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的赶我走。他要我去台北投奔的同学，虽然也是同班，但和我十分陌生。晋德家境富有，生性外向、好动、好玩，不大上课，上课时常常状况不断，是老师们非常头痛的人物。四年同窗，和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他怎么可能接纳我？但举目无亲，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想不到我毕业后第一个要学的是怎样求人。 　　到了台北，接通了电话，讷讷的说：“我是平鑫涛，你还记得吗？”我不能肯定他记得我。电话那头却传来热烈的回答：“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你到了台北吗？住到我家来吧！有好多位同学都住在我家，好热闹呢！” 　　多么出人意料的惊喜啊！他家在万华，房子很大，楼下是他家的小型棉织厂，楼上是住家，他和姊姊、姊夫同住。他的房间可真不小，大概有三四十坪，全部铺上榻榻米，七、八位同学席地而眠，行李随便放。开饭时他的姊姊和姊夫也会来共餐，饭后也会和我们“鬼混”一番。一天除了吃喝外，便是玩乐。当然大家都急于找工作，但工作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除了聊天，玩乐，还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姓同学拒我于千里之外，而这位陌生的同学却如此伸出热情的援手。 　　第二节　　在晋德家住了两个星期，晋德有机会买到一辆二手汽车，他的私房钱不够，要大家乐捐，当然，每个人都慷慨解囊，我也只好拆开了衣服的缝线，取出一两黄金。我只有二两黄金，是父母经年累月，省衣节食下来的储蓄，是我孤身在台最后的维生本金。现在要奉献二分之一，真是心痛啊！ 　　晋德把黄金在手中掂了掂，笑着说：“大概可以买到一个轮子！” 　　车子买来了，记得是雪佛兰敞篷车，真够拉风！每天下午大家挤进车子畅游台北。我从来没有坐过私家车，现在这样天天游车河，觉得很过瘾，但寄人篱下，前途茫茫，却又心急如焚。 　　想不到，这辆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有一位同住在晋德家的同学沈开泰，建议开车到新竹，他姊夫是肥料公司新竹厂的厂长，欢迎我们去参观，说不定还可以帮我们找份工作，所以最好把可能有的数据带着。我们都还没有领到毕业证书，我就把学校给的申请美国大学的推荐信，带在身上。 　　新竹厂是肥料公司新建的工厂，设备新，产品优良。冯厂长很年轻，亲切地接待我们，晚餐过后，围桌而坐，问我们希望找到怎样的工作，对前途有什么规划。 　　这问题问倒了大家。老实说能找到一份足以温饱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哪谈得到什么*抱负。 　　我打破了沉默，“对我而言，既然读了四年商学院，如能找到一份会计工作，也算是学以致用。”我留下了学校的推荐书。 　　两天后，开泰说，冯厂长把我推荐给了台北总公司，会计处处长对我的学校成绩十分满意，要我第二天就去报到。真是喜从天降。 　　我是来台的同学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学校的推荐书没有让我申请留学，却意外地因此找到了工作。 　　第三节 　　会计处处长接见我后，表示很欢迎我去上班，当天就由总务处安排住进了“单身宿舍”。一幢日式二层的木造房子，每层有二十多间房间，房间虽小，一床一桌，大大的木窗，宽宽的窗台。坐在窗台上看出去，是一排高高的椰子树。整幢宿舍的中间有个小天井，种满了热带植物。这大概是日据时代的一家日式小旅馆，别有情趣。住进这样安静的环境，又有自己独立的房间，觉得太幸福了。 　　我决心要好好把握这份工作，并且自信可以做得很好，但第二天上班，主管把工作交代下来的时候，整个人傻眼了。 　　其实工作是很简单的，只是把各种会计传票，记进分类账和总账，但学校里没教过怎样记账，简直无从下手。幸好敦厚的主管，不嫌其烦的教我。上班整整八小时，我一分钟都不敢耽误，下班后还自动加班到九点。 　　我是六月下旬上班，但开始记的却是一月份的账，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做这工作，好像这份工作积压下来只等我去完成。同一单位其它几位同事好像个个闲得发慌，看报、喝茶、聊天、上厕所，只有我一个人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知道自己的技不如人，只有埋头苦干。 　　勤奋地工作了几个月就把积压的账本赶完了。我体会出，会计非但要记录企业的财务状况，也可以从会计报表里看出营运的得失，检讨过去、预测未来。好像人的*报告，可以及时查出病情，确保健康。所以，会计报告如果不能及时提供，就失去意义。因此，我决定天天记好账，次月五日前就做好每月的会计报告。求学时代，我希望在文学、艺术，或音乐方面发展，但“父命难违”下，大学读的是商学院，主修会计。我内心却对会计，一点都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但是，既然我从事了这项工作，必须全心全力去做，务必做到最好。     

第四节　　 积压的工作做完后，每天也就不怎么忙，发现自己的英文不好，约了三四位年轻的同事，结伴去一位私人老师那儿补习英文。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测验每人的英文程度，各发了一本英文的童话书，要我们选读其中一则故事，随后用自己的英文讲出来。 　　看童话，当然没有问题，但合上书，用英文讲一遍可不容易了。同事们都讲得还不差，轮到我讲的时候，居然完全开不了口。老师一再鼓励下，就鼓足了勇气试着讲，但是，才讲了二、三句，旁边的一位同事，忍俊不住，大笑特笑起来，我脸红脖子粗的愈讲愈糟，他笑得愈厉害，甚至笑弯了腰，几乎笑得倒到地上去。 　　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正不知所措时，老师却生气了。她怒斥那位同事太不懂礼貌，英文不好，不是耻辱，不是取笑的把柄，有心学习才是重要。 　　我一直自知英文不好，但没有想到，竟是如此的烂。我会的字汇太少，文法错误，最最糟糕的是发音，糟得离谱，讲惯了上海话，舌头平平的，有些英语的音根本发不出来。 　　受此奇耻大辱，决定发奋从头学起。有位赵丽莲博士，华裔美籍，每天清晨在电台上教英文，从发音教起。天天收听，天天苦练，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来我又去上赵博士的英语班，进步很多。 　　学校毕业，只能表示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习。 　　当你离开学校，各式各样的“功课”，会接踵而来。 　　     

第一节　　公务员的生活，虽然安定，但十分清苦。每月领了薪水，马上把整月的伙食费缴清，剩下的钱就要细细盘算后才敢出手。偶然在星期天到西门町的小馆子，吃一碗牛肉“汤”面（没有牛肉的汤面），就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记得有一天，有一位同事，把我叫进他的房间，把门锁上，很兴奋、很神秘的说：“小平，（我那时候真是年轻）我要给你一个惊喜！”说着拿出一个纸袋，掏出一个红艳艳的美国苹果，“想了很久了呢，终于狠下心来买了，不舍得一个人独享，请你一起享用！”小心的一分为二，两人慢慢地啃着吃！好甜美啊！真是一个惊喜！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吃过，这是第一次尝到苹果的滋味。 　　每天开饭的情景，更是精彩。一桌人各自盛好了米饭，还不能擅自行动，“桌长”一声令下，万筷齐发，要不了五分钟，就把菜一抢而空，连汤汁也不剩。为了补充营养，买了一个超小的锅子，偶尔用酒精灯煮一个鸡蛋，还不能天天吃，吃不起。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看样子，这辈子大概都要这样过下去。十六年“寒”窗苦读，背井离乡来到*，难道就是为了过这样的生活？ 　　这样浪费生命，蹉跎岁月，不是办法，一定要想个“办法”，脱困而出。 　　 加班？加班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是办法；另谋高职？多少人“逃难”而来，人浮于事，哪里去找高薪工作？做生意？哪来的本钱，并且对买卖一窍不通，所以，更不是办法。　　我有三位同学，在别的单位工作，待遇比我还差，他们常常下班后到我宿舍来“谋杀时间”，因为没有闲钱从事别的消遣。 　　有人说四个中国人聚在一起就是打麻将，我们不懂麻将为何物，却有志一同地感叹“钱”途茫茫。 　　怎样跟贫穷作战，也是我们有志一同的意向。 　　 　　第二节　　公务员的单身宿舍里有一大间交谊厅，公家提拨一笔小小的预算，可以添购书籍、唱片等休闲及进修的用品。我当然乐于担任这神圣的任务。 　　那个时代的*，书店寥寥可数，出售的书本大都从内地翻版而来，新书少得可怜。报纸只有*、新生报等几份报纸，内容乏味。杂志更少之又少。综合性杂志《自由谈》，销数最广；石油公司出版的以译文为主的《拾穗》，也销得不坏。此外，好像只有一两本小型的杂志，如《野风》等，此外，就是少数进口的外文杂志了。 　　因此，*有个不雅的绰号，叫做“文化沙漠”，我们这群“沙漠”中的子民，深受其苦。 　　我的书籍采购任务，根本无从着力。 　　于是，我们这“四个臭皮匠”（比三个还多一个呢），聊着聊着聊出了一个不是办法中的“办法”──挑战“贫穷”的作战Ａ计划。 　　我没有资本，也没有后台，却多的是精力，下班后的时间也不少，何不翻译出版一本小说，估计只要销三千本，就可以对本对利，赚了钱就可以再出二本、四本、八本，良性循环，说不定从此立下基业，甚至在这“文化沙漠”中，长出一片美丽的仙人掌花。 　　销售三千本，有何难？文化沙漠的子民们如此饥渴，有好的新书，还不抢着要，（估计《自由谈》、《拾穗》都有一万本左右的销数。）当然，选的书要雅俗共赏，译笔必须十分流畅。那时，《蝴蝶梦》的作者莫里哀，正好有本新书出版，《拾穗》也选中了这本书，已打出了出版预告。如果我们能抢先出版，说不定就能出奇制胜。 　　于是这群初生之犊立刻付之行动，翻译、润稿、校对，分工合作，这本叫做《丽秋表姊》的书，两个月后正式出版。 　　印这本书的直接成本，大概要五百美金，我说服了一位富有的同事“投资”，赔了，由我分期偿还，赚了，分他一半。 　　另有一位同学，在报社做事，深受老板器重，他答应委托报社的发行系统发行出去。他说：“三千本，各单位分分就分掉了，毫无问题！” 　　捧着抢先出版的《丽秋表姊》时，大家乐极了，庆功──以白开水碰杯；大吃一顿──有牛肉的牛肉汤面。 　　《拾穗》的译本书名为《蕾绮表妹》，在我们的版本出版后一个月出版，时间上失去先机；定价比我们贵，又是节译本，而我们是一字不删的全译本。 　　好消息──《丽秋表姊》发行二星期后，就销售一空，必须再版；坏消息──按惯例，卖的钱，要半年后才收得回来，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钱及时再版。事实上，半年后还是没有把账款收回来，因为发行单位说已记不起有这回事！ 　　赔了夫人又折兵，大家做白工，我欠了同学五百美金，后来分两年才偿还完。 　　作战Ａ计划出师未捷，伙伴们个个认命而去，不再跟着我起哄，我们这“四个臭皮匠”，没有想出诸葛亮的良计妙策，各自回归本位，我又变成孤家寡人一个。 　　第三节　　痛定思痛，从实战*中，体会出几点珍贵的思考结论： 　　《丽秋表姊》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畅售一空，可见*这个文化沙漠，十分渴望绿洲。出版事业正如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前景看好；只要做得好，即使面临强敌，也能旗开得胜。     

第一节　　草创时的宗旨是办一本“智识性的”、“艺术性的”杂志，以译文为主，但不久后加强了文学性，也加多了“本土性”的作品。再不久后，有流行音乐的报导，也有古典音乐的介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写过许多民谣诗人的专栏。第七年起，变得最多。大量*文学创作，译作变得很少，生活性及趣味性的比重也加强。近年来，深耕专题，朝MOOK化的方向努力，这是内容方面的“变”。 　　本来有四位合伙人，出版三期后，负债累累，三人求去，剩我一人独撑大局，这是人事之“变”，当然，我个人的压力愈变愈重，负债愈变愈多。 　　苦撑到第七年底，实在精疲力尽，销数虽然缓缓上升，但仍是奄奄一息。积压胸中的块垒，终于爆发，酝酿已久的一次大大的改变，决定一试，将活马当死马医，如果变法不成，就“壮烈成仁”，我的意思是“关门大吉”。 　　早期《皇冠》定价五元，一百多页。篇幅太少，所以内容不够充实；定价又太低，成本永远不够，处处捉襟见肘。 　　于是决定把定价调涨到十元，内容加两倍。本来是“小吃”，改为“盛宴”。因为篇幅*很多，可以一次刊完一部长篇小说，称之为“每月一书”。那时候一本小说单行本定价一二十元，皇冠一次刊完，等于免费赠送。 　　当厚厚的一本新《皇冠》出现书市时，立刻引起“惊艳”。当年最畅销的《自由谈》杂志发行人对我说：“你在出字典吗？小心加速完蛋！” 　　事实上，非但没有完蛋，并且立刻引起轰动，当期《皇冠》一扫而空。 　　从此，脱离苦海，一帆风顺。可说因“变”得福。 　　 　　第二节　　当然，那次变法成功，主要是内容扎实，尤其是“每月一书”，发表了无数作家的成名作，如琼瑶的《窗外》、于梨华的《梦回青河》、冯冯的《微曦》、司马中原的《狂风沙》等等。一九三九年，来台的许多年轻作家，如朱西宁、司马中原等，经过十年左右的养息，生活渐渐安定，创作大盛。童年时代来台的，如琼瑶、林怀民等，也已成长，开始*于写作。可说人才辈出。但报纸限张，杂志又不多，可供发表的园地有限。《皇冠》及时扩充篇幅，相得益彰，也可以说“变”得正是时候。 　　那时候我也进入《联合报》主编副刊，早期的“联副”也以综合性为主轴，因为报纸限张，也刊载不少配合新闻的专栏或特稿。不久后，*文学创作，诸如朱西宁、聂华苓、琼瑶、高阳等最重要的作品，都在联副发表。 　　当文艺作品渐渐增多时，副刊连载中的武侠小说，我认为是“不能忍受的痛”，应去之为快。报社都把武侠小说视为销数的保证，我接编时就承袭了武侠小说的连载。我并不否定武侠小说，可惜我们连载的小说，故事平庸，写作态度马虎、草率。当我读到原稿上描写黑白二道英雄与贼寇，在广场的“水泥地”上打得天昏地暗时，不禁眼冒金星。但我每次在编辑会议上提出腰斩计划时，发行经理总是大声反对，几近咆哮，说是报份万一下跌，由谁负责？眼看有理说不清，我先把武侠小说的篇幅，渐渐减少。再把二个连载改为一个，最后统统悄然消失。 　　我可以傲然地说，那时代的大小报纸，没有不登武侠小说的，联副是最先开刀，处决了不良的武侠小说。在另一次的会议上，发行经理兴高采烈地宣布由于他们的如何如何努力，报纸直线上升时，我顺势报告说，足证腰斩武侠小说非但没有损害报份，说不定还有佐益。发行经理瞠目说：“武侠小说停了吗？我怎么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从来不看嘛。 　　也许你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事实上，经此一役，我在编务上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授权。当年报纸竞争激烈，大家着眼在如何拚新闻，冲报份，副刊似乎是“聊备一格”而已，我渐渐地使他们注意到副刊的“战略地位”。 　　在我主编联副的十四年多，另有一个“不变”的守则：任何文稿，不能言之无物，要读来有益，更重要的是──“要有可读性”。因此，联副连载的小说有二十多部改拍为电影。有些专栏如“各说各话”、“三百六十行外”等，以及连载的小说、散文结集出版单行本时，都十分畅销，足证读者的热爱。 　　 　　第三节　　那个时代的副刊，版面很“干净”，另一角度说，版面很古板，不大用图片。我认为好文章要吸引读者，需要好的包装。联副通常保持两个连载，一古典，一现代，天天配上插图。这是很繁重的工作，绘画者必须把书中人物全部设计好造型，再按故事发展画出故事。每天的头条，更精心绘制插图。“联合副刊”四字，天天换新。你现在阅读各报的副刊，版面都很“花哨”，图画占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当年，我这种做法，有很多人认为多此一举。 　　在我主编的十四年多，经历四任总编辑，相处都很愉快，也都支持我的各种做法。有一次，总编辑出国，由一位副总编辑代理。此公很资深、很谨慎、很保守，问题就发生了。有一天我发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幽默、风趣，有极高的可读性，我请画家设计了精致的刊头插图，整个版面也经过细心安排。第二天早晨看报翻到副刊，心凉了一截。整个版面已被更动，插图被抽掉，题目只是用大字排列。再读内容，更是吃惊，那些幽默风趣之处，都被平庸的文字替代，像老师改作文那样，被大大修理一番。     

这当然是那位副总编辑的杰作，传说他将是下任总编辑的热门人选，他这一棍“下马威”可真凌厉。以目前的标准而言，此公已侵犯了著作权和著作人格权。 　　《联合报》有个制度，每天有个编务报告，层层上报。在那天的报告上，这位副总得意洋洋地批评那天的联副，“版面庸俗，文字粗糙”，所以，“经过细心润稿，又重新改版，才改成今天这样清新的版面。”当然，他附上了我所设计的版面，以资比较。言下之意，他是如何的高明、辛苦，而我是如何的平庸、无能。 　　报告层层传阅，次日回到编辑部，我看到在他的报告后面，社长批示：“我看还是原来的好！” 　　大快人心！ 　　 　　第四节　　二○○二年一月，《皇冠》再度从事了一项革命性的“变”。 　　众所周知，广告收入是任何一本杂志的命脉。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百业萧条，广告的大饼，愈来愈小，而争食的媒体，愈来愈多，非但要耗费更多的心力争取客户，甚至文化人的尊严，都受到折损。 　　又是一个变局的思考──没有广告又怎样？ 　　不接受广告，可以把争取广告的人力物力，用在内容的加强；文章不被广告割裂，读来更顺畅；编辑的方针更加自主（绝对不会有“置入性广告”的困扰）；出版流程更便于掌控。当然，也会面临巨额亏绌（杂志的定价与成本不成比例）。 　　说“变”就“变”──《皇冠》是第一本放弃广告的杂志。 　　没有广告压力下，编辑们工作得更得心应手，得到读者很大的肯定。 　　面对多变莫测的社会，我们的应付之道是，以“变”应“万变”。 　　“变”，是我们“不变”的原则。    

第一节 　　*早期，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两本书，都是经由我全力策划、完成。 　　有趣的是，一本为《*》出版；一本为《联合报》出版。 　　肯尼迪在一九六一年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时，虽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对一般民众而言，还是有些陌生。美国新闻处找来一本美国新出版的《肯尼迪传记》，希望由一家颇具声望的文化机构据以翻译后出版。他们选定了《*》。 　　余纪忠先生当然乐观其成，就把这任务交给了彭中原先生。中原的中英造诣极深，在美国多年，对美国的政治情况十分熟悉，由他翻译此书，当然是最佳人选。问题在于时间非常紧迫，此书必须在肯尼迪就职典礼前一天出版。全部作业时间，不到二十天，译稿必须先送交美新处审定，耗费时日。那时候印刷业很落伍，先要用人工把铅字一个一个捡出来，再排版、拼版，校对后改正又要大费周章。印刷又是慢速半自动的平板机，手工装钉更是费时。总之，要如期赶出来，几乎是mission imposible。 　　彭先生向余先生建议，唯有“和鑫涛合作，才有信心完成。”余先生同意全权委托我们处理。 　　那时候，我还是公务员，独力维持《皇冠》已忙得不可开交，接受这任务，压力很大，但对这挑战也怦然心动。 　　我把一家小型印刷厂高价承租下来，排字工二十四小时待命，又派专人守候在中原家，每译完一章，立刻送美新处，审定后的稿子再由专人直接送工厂，校对也在工厂待命，边排边校。中原译得又快又好，美新处很少改动。后勤工作又配合得天衣无缝，一切顺利。这一个“不可能任务”，居然还提前两天完成。 　　《肯尼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十分畅销，美新处也大量订购后分赠各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时”出版的第一本丛书，但肯定是“中时”空前畅销的一本书。 　　 　　第二节　　不久后，我辞去了肥料公司第六厂的芝麻官职，全家搬来台北，住进东区的一幢小屋，只有二十四坪，但毕竟是我第一幢拥有的住宅。那时候，东区十分荒凉，地价便宜，我家盖在稻田中，车子只能到巷口，不能直达家门。 　　因为银行有房贷，又失去了公务员固定的薪水，难免有些恐慌，《联合报》的一位朋友问我要不要去担任一份周刊的主编时，欣然应命。　　那是一份知识性、新闻性的周刊《现代知识》，从数据的搜集、内容的策划、发稿、看大样，只有我一人独挑大梁。周刊不像报纸那样有时间的急迫性，但比月刊紧张多了，虽然我卸下了公务员的工作，但这份工作使我更为忙碌。 　　但这份工作，却是另一个重要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 　　周刊的发行人是刘昌平先生，他对新闻的*性、见解的先进，也使我获益良深。 　　有一天，刘先生要我参加《联合报》的一个“重要会议”，社长王惕吾先生亲自主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他把一本英文书放在桌上，说：“这是美国*最近解密的机密文件，是十分重要的资料！”接着，他简短而有力地说：“今天是星期一下午三点，我要在下星期一的下午三点看到此书的中文版！” 　　会议接着由刘昌平先生主持，他把全书分成四份，由各组分别找人去译，三天后交卷。我主编的周刊，大都是译稿，有一批翻译好手，所以我负责一组稿件。 　　岂止是与时间赛跑，而是与时间拼命。 　　这文件的英文说有多难就有多难，非但英文要好，还要熟悉政治，好在我那几位翻译高手，个个“舍命陪君子”，日夜赶译。我负责阅读初稿和统一译名等工作，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所有提神的方法，冰毛巾、浓咖啡、提神药一应俱全，甚至到医院打点滴。 　　三天后如期完成，交去给刘昌平先生时，他说：“对不起，有人赶不出来，拜托，你们再赶一些！” 　　这本书真的如期出版。发行的第一天，《联合报》门口大排长龙，竞相争购。这本书在当年确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当然引起极大的关怀。 　　从这本书的出版决策到完成，我看到了王惕吾先生的豪气、霸气和魄力。 　　也学到了怎样和时间赛跑──不，和时间拼命！ 　　 　　第三节　　一九六三年六月，我正式进入《联合报》，主编副刊。 　　这是一个突来的机缘。本来的主编是林海音女士，因白色恐怖的压力下被迫离职。一时间没有合适的接替人选。《皇冠》经过了惨淡经营七、八年后，已进入起飞阶段，我主编的周刊经过十个月的努力后，也日益*。这些都展现了我编辑的实力，可以重膺大任。 　　副刊，天天见报，时间与工作的压力，比月刊、周刊大得多了。《联合报》正蒸蒸日上，士气如虹。《*》也正突飞猛进，两报间全方位的竞争，如火如炽。跻身在这样的团队里，不知不觉在血液里掺进了沸腾的战斗力。 　　通常两报间的竞争，主力在新闻、在广告、在发行，但副刊终于也掀起了隆隆战火。 　　日本《朝日新闻》百万奖金征文，由三浦陵子的《冰点》荣膺首奖，是日本的一大盛事，也引起国际文坛的瞩目。     

第一节　　我的忙，有些是情非得已，大都是自找麻烦；我的懒，却是“天生懒骨”，懒到骨子里。这两种天性，表面上是互不兼容的，但如果善于应用，也就相辅相成了！ 　　四十多年前（够久远了吧），空军电台有个介绍西洋流行歌曲的节目“热门音乐”，真的很热门呵，那个ＤＪ叫做费礼的，不怕你见笑，就是区区在下。那个时代，我在肥料公司第六厂做个小小的课长，公务员微薄的薪水，勉强养家活口，偏偏不自量力，办了一本杂志叫《皇冠》，虽然上自主编，下到校对、跑腿，甚至发行，都由我一人担任，开支奇省，还是月月亏本，难以生存。幸好出版的歌本却有盈余，正好弥补杂志的亏绌（电台做节目，主要是推销歌本）。问题是身兼四职──公务员、杂志、丛书，再加电台，工作之繁重，即使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悸。 　　幸而我“天生懒骨”，想得出各种偷懒的方法，把时间偷来偷去，终于熬了过来。注意，我所谓的偷懒，不是不做、少做，而是用很科学的方法，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做好，甚至做得更好。比如，我做公务员，上班八小时，四小时就做完工作，剩下的时间“公然”看稿、写稿，或校对，由于我做得又快又好（年年考绩特优），上司们非但不加干涉，反而乐予认同。我的广播节目实在太“热门”，有五个电台轮流播出，但我很少亲自去电台，因为我有专业的录音设备，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小小宿舍里录制，节省了许多舟车的劳累。每天的睡眠少得可怜，不会超过四小时，但养成了随时随地可以小睡的本领，如在上下班坐车的时候，即使只有十来分钟的车程，我照睡不误。这种“好”习惯，保持至今。理发，必打小盹。有次眼部动手术，上了手术台，就鼾声大作，醒来时手术已顺利完成。　　第二节 　　在工作的压力下，发展出种种偷懒的绝招，应用在生活上，也十分管用── 　　必须与人沟通时，能通电话，我绝不写信。非要写信时，三言两语，开门见山。 　　登门造访的事情，当然尽量避免，当然也不太欢迎不速之客光驾寒舍。 　　读报、读杂志，选标题、选重点，不必大量细读；偶有喜爱的电视节目，必先录下再择时播映，就可以不受广告干扰，或快速跳过不精采的片段。 　　当我阅读时，必放音乐，一向主张“一心两用”。 　　当我睡眠时，必然播放喜爱的唱片，在乐声中进入梦乡。 　　当我进餐厅时，点菜这档事最好有人代劳，或者对侍者说：“把你们的拿手好菜端来！”有些店家有“主厨推荐”，大概就为我们这种懒人所设计。 　　我的书房，窗明而几不净，书桌虽大，却堆得满坑满谷，因为“懒得收拾”。 　　我的唱片架，却分门别类，整理得井然有序，否则怎能从数千张唱片中，找出要找的唱片。 　　我的服装，款式既少，量也不多，穿旧了换新，岂不简单。 　　必须采购时，绝不“货比三家”，看中就买。Shopping像谈情说爱，一见钟情的对象，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凡此种种，不必备载。 　　我那位“亲爱的老婆”是工作狂，在工作上绝不马虎，但在生活上，由于我的“潜移默化”，其“懒功”更是青出于蓝。她绝不交际应酬；尽量不接受访问；酷爱旅行，但想去的、该去的地方年轻的时候都去过了，何况任何地方没有家那么温暖舒适，所以，近年来几乎是足不出户。至于日常生活方面，我喝什么，她喝什么；我吃什么，她吃什么，甚至给她“有毒食物”也吃！她所指的有毒食物，乃指那些“好吃得不能不吃，却是令人发胖的美食！” 　　谈到美食，我们实在懒得移樽就教前去餐厅，就设法外卖回家。外卖，这是我秘书的任务之一，举凡各餐厅之“最”──各式佳肴与餐点，她都如数家珍，适时供应。当然她还得随时提供新书情报、艺文信息，以至ＤＶＤ的租借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添购。我的秘书绝对不能偷懒，否则我怎能安享懒人清福？ 　　我的公司与住家只有十分钟车程，本来每天上班，接班有人后，我只专注杂志工作，就改为隔天上班，后来干脆把杂志部搬到我家隔壁，一门相通，方便极了。那些杂志部的孩子们（对我而言她们都年轻得一如孩子）也都感染了我的懒性──可以自订上班时间；上班时可以喝咖啡、听音乐、吃零食；爱人或老公随时可以探班。奇怪的是工作效率奇高，期期提前出版，内容也奇招尽出、十分精采。 　　综观此生，我至今当过五年ＤＪ，十四年公务员，编过五千多天联副，出版了六百期《皇冠》，三千多种丛书，拍过十六部电影，六百多小时的电视连续剧，工作量实在惊人。但工作从没有把我压垮，大概这一身“懒骨”，抗压力特强，产生的偷懒妙计，足以使我还能充分享受懒人生活，比如：遍游世界名胜，遍尝各种美食，拥有八千张ＣＤ，看过上万部电影，阅读的文字数以亿计，养过许多宠物，目前饲养一百多条锦鲤……     

第一节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闲荡到我家附近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有一班儿童暑期美术班正在上课，学生大都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老师正在教素描，我在窗外看得出神，回家就试着练习，没有石膏像可以*临摹，就拿家中的实物替代，画得非常开心，每天准时去窗外旁听。终于被老师发现，知道我没钱缴学费，允许我进教室“旁听”，还免费供应炭笔、画纸。我实在画得太快乐了，天天提前上课，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我画的这些画从不敢带回家去，因为父亲一定不会赞同。暑期结束了，老师告诉我，他愿意特别向校方推荐，可以免试入学。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向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父亲的反应比我想象还要激烈，他说：“我们家那么穷，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是不知道，画家，哪一个不是潦倒贫困的？难道你甘愿穷一辈子吗？” 　　老师很同情我的处境，他说他小时候同样遭遇父母反对学画，逼得他离家出走，居然混上了一艘客轮，偷渡到日本，终于学成归国。他又说我很有天分，人的天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现在正是最好的学习年龄。 　　老师很热心，他愿意到我家说服父亲，偏偏父亲是个极端固执的人。他们两人从争辩而争吵，最后是老师败北而去。伤心之余，我决定效法老师离家出走，偷渡日本。这个想法幼稚之至，从不出门的我，走了三个街口，就茫然地坐在人行道的石阶上发呆。出走到哪里去呢？有很多大轮船的外滩吗？外滩又在哪儿呢？又如何混上轮船呢？…… 　　天色渐暗，我瘦小的身子，被大手抓住领子直提起来。又焦急又气愤的父亲找到了我。回家受到了最最严厉的处罚。一向不大认错的我，这一次不得不投降，答应“悔过求新”，答应不再学画，答应参加普通初中的入学考试。 　　一般小学生们大都做过“我的志愿”之类的作文题，大都胡说八道一番，或者说些老师、父母爱听的话。小学生，哪能有什么志愿可谈，但我在小学毕业那年，已意志坚定地要做个画家，甚至已经有个很好的机缘等待我去发展，但这个机缘却硬生生的被剥夺了！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的*，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第二节　　我生平的第一份工作，领的第一份薪水，买了第一套新书，却在二十分钟后失去了。 　　大二暑假，短期打工，工作不轻松，报酬却少得可怜。领到薪水的那一天，还是快乐极了，这是第一次凭劳力赚的钱，立刻赶去书店，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已在图书馆读过两遍，实在太喜欢，希望用第一份薪水，为自己买第一件礼物。 　　平常，我是舍不得坐车的，买了新书，急于回家，所以破例搭乘电车回家。车子十分拥挤，当我下车后，发现我的宝物不见了！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沮丧。 　　这是我印象深刻的又一次“失去”的*。 　　再去打工，领了第二份薪水，但我还是没有买到这套书，因为上海的物价飞涨，书价涨了一倍，钱不够。三度打工，终于买到了这套书。一年后，我却从这次“失去”的*中，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大学毕业前，同学们筹备出版毕业纪念册，每人缴了一笔钱，募集了一笔经费，由我保管及运用。那时候，战争形势炽烈，上海的物价，天天飞涨。我担心纪念册编好付印时，成本大涨，就把所有的钱订了纸张。果然，后来纸价大涨特涨。出售后赚的钱，非但支付了全部印制成本，还可以让全班同学进餐厅大吃一顿。这是我大二那次“失去”的*，体会出来的“谋略”。 　　 　　第三节　　大学时同班的女同学们，大都是富家千金，正值青春年华，个个争奇斗艳，但也有一小群大概三五位，服装比较朴实，也不浓妆艳抹。对我而言，很有亲和力。当她们要求我为她们温习课业时，当然欣然应命。其中有一位文静寡言，面目姣好，年轻的我，难免心动。似乎她也对我印象不恶，渐渐由集体温课，发展为个别研讨。她家正好在我回家的中途，每天放学后她主动陪我步行回家。经过黄昏中的公园，常会流连忘返。我们很少约会，不论喝杯咖啡，看场电影，对我而言都是不胜负担，我也不愿意由她请客，虽然我们每天几乎都有一二小时独处，但都是淡淡的“君子之交”。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温课，发现她家竟然十分豪华。白色的精致豪宅，庭园深深，穿着*的仆佣，送茶、送点心。她外表朴素平实，却成长在这样一个豪富之家。自卑与自尊的交织，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感情不可能有美好的发展，心底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从来不让一丝一毫情意溢出墙外。我想她当然知道我的家境清寒，从不要求到我家以免使我感到尴尬，只是默默地接受我们这种纯纯的交往。 　　毕业餐聚那天，同学们戏笑着向我们祝福：“向新郎新娘举杯。”她都大方的接纳，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却有些不知所措，内心百味杂陈。毕业以后，前途茫茫，尤其在这样战乱时候，我能给她什么愿景？更何况我们的生长环境，如此悬殊，我不以为有“终成眷属”的可能。     

第一节　　听说有这样一种“说法”：　　全球的华人（包括两岸三地的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华侨）只有两种人：一种人知道琼瑶（至少听过）；另一种人从来不知道琼瑶。　　这种“说法”，可能是爱戴她的读者的溢美之辞，所隐藏的含义是琼瑶是知名度很高的人。四十多年来出版了六十多部小说，又据以改编了五十部电影和六百多小时的电视剧，写了两百多首歌曲，琼瑶的名字必然广为人知。但琼瑶写作的动机，不在乎有多少人知道，而在于她的作品能否深入人心。作品的一贯主张：人间有爱。对琼瑶而言，不时有多少人知道她，而是全球的人类有两种人：一种人相信爱情，一种人不相信爱情。她希望前者远超过后者。　　对于真正爱护她的读者和观众而言，也许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　　琼瑶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最简单的回答：琼瑶是一个女人，琼瑶也是位作家。　　那么，琼瑶又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又是怎样的一位作家？　　当我被“说服”撰写我自己的故事，我知道无法避免不写琼瑶。前面提过，在我生命中的“三个大梦”中，琼瑶是我“梦”中的主角。在《皇冠》半世纪来创业的历程中，有四十年之久，琼瑶和我一路走来，相扶相携。　　正因为过于相知，反而无从写起，正像许多作家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虽仅短短几天，回来后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锦绣文章，但请他们描绘生活了一辈子的居住所在地，反而无从下笔。　　曾经在一家内地的图书馆，发现二十多本有关琼瑶的书籍，但我不认为它们真正写出了琼瑶。我也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写出完整的琼瑶，只能从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回忆，提供拼图中的若干图片，看看能拼出多少？　　我必须从我们首次见面说起，虽然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还是印象深刻。　　第二节　　一九六三年初冬，琼瑶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从高雄来到台北，我到车站接她。　　那一年琼瑶出版了《窗外》，又写了《六个梦》中几个中篇，《副联》和《皇冠》分别连载《烟雨濛濛》和《几度夕阳红》，因为编务上的需要，通讯频繁，但信中很少涉及私人事务。基本上，我熟悉她的作品，对她本人却是陌生的。从当火车进站，旅客蜂拥而出时，在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色的衣服，几乎未施脂粉的年轻女子，缓步走来，我一眼就认出她是琼瑶。我们虽然从未见过，却是“似曾相识”。　　琼瑶似乎也是一眼就看出是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言欢。　　我们谈了一些访问的细节，用过简单的晚餐后，开车送她回父母家，在青田街的一条冷僻小巷里。为了安全的考量，我没有立刻离开，坐在巷口的车中遥望。眼看她在大门前徘徊，按门铃的手伸出去又放下，犹豫不决。　　她从炎热的高雄来，穿着的是短袖上衣，初冬的台北夜晚，寒气袭人，为什么要忍着冻在门前徘徊？这景象使我疑虑重重、又深觉不忍，正打算下车前去问个究竟，但看她终于按了门铃。　　本来只是对她文才的仰慕，没有任何私情的羁袢，但那“不忍”，尤其知道不忍后的故事，难免“怜惜”，拨动了心弦的第一个音符。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本来打算住旅馆，但阮囊羞涩，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我借钱。她很不愿，也不敢回父母家，她一直是家中不被宠爱的孩子，《窗外》的出版，是父母大为恼怒，本来就很淡漠的亲情，更增寒冰。　　出生在内地，童年时适逢抗战，随着父母到处逃亡，颠沛流离，琼瑶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辗转来到*后，插班进了六年级，基础太差，功课当然赶不上，成绩奇惨。幸运的考进了北一女，进入名校，情况更惨，同学个个优秀，她除了国文外，其他功课一塌糊涂，初二时甚至留级了。　　父亲是师大教授，母亲是建中老师，家中四个孩子，她是长姊，如此“不成材”，偏偏弟妹个个优秀，当然令父母十分痛心，非但失宠，甚至打入冷宫，在孤独、无助中，小小年纪居然服毒*，昏迷了一星期才被救回。　　十八岁那年，高二，面临沉重的联考压力，“这个时期的我，已经不止是孤独、寂寞和无助，”琼瑶回忆说：“还有很深很深的恐惧。”花样年华，却生活得如此黯淡无光，就在这段时间，一位国文老师的怜爱和鼓励，开启了少女情怀。这段纯纯的初恋，非但不被祝福，而被严加禁绝。接着联考的连连败北，前途茫茫，羞愧与沮丧下，再度服毒，这是三年中两度*。　　这些故事，在《窗外》这本书中我早就读过，但当时只认为是小说的情节，想不到小说的叙述已经淡化，实际的遭遇，更为惨烈。　　《窗外》出版后，触动了父母*的心结，写信痛责。双方感情，降到零点。　　也因为这些原因，琼瑶回到台北，对回父母家游移不决。　　第三节　　从童年到少女时期的苦难，并未因为结婚而结束，反而是另一种煎熬。　　琼瑶决定结婚，也许过于草率，潜意识里希望早早脱离苦海，另组一个独立自主的家庭，从此过着平凡而快乐的生活。但夫妇间的感情基础不足，何况平凡而快乐的生活，也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条件，贫困是婚姻的隐形杀手。尤其孩子的出生，经济的压力更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她常常抱怨手指跟不上脑子——想得快写得慢。往往不到半个月，可怜的手指因握笔太久而磨破了皮。包扎后的手指，写得更慢。电脑流行后，她不胜雀跃，下苦功勤练，学的是仓颉，打字时要拼部首、选字，严重干扰思绪，无法应用。后来，她发现有一种命名为“大易”的程式比较合用。因为学过仓颉，再学“大易”，必须要忘记旧的，才能学好新的，事倍而公半，她还是决心喜新弃旧。　　果然，“大易”使她得心应手，“大易”的程式设计师特别为她量身打造了一套私房词库，一连串的成语或用词可以用一二码搞定，使她如虎添翼。当她写《环珠格格》时，想“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等诸多复杂用语，打二码就轻松完成，她说像《环珠格格》这样长的小说和剧本，若没有电脑，怎可能完成？电脑好用，但必须下苦*习。　　第六节　　谈到学习，想到她学琴和学画，又是趣事连连。　　学琴是童年梦想，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兴趣大发。学钢琴实在太难，正好电子琴流行，比较容易上手，于是买了一架上好电子琴。店家示好，特别安排一位音乐老师，到家任教。本人也深爱音乐，何不“陪太子读书”，同时学习。可惜两人都没有太多音乐细胞，一首《小蜜蜂》弹了个把星期，才勉强学会。弹了几个月，我首先投降，琼瑶依然孤军奋战，一二年后，一般的曲子都能应付裕如。她嫌教材的曲谱太冷门枯燥，希望弹自己喜欢的歌。老师特地为她听音写谱，记录下不少中外名曲。琼瑶觉得这些珍贵的曲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建议出版，公诸同好。《我最喜爱电子琴》以豪华版本问世，每集收录了一百一十一首歌曲，共出版了十二集，被音乐教师广泛采用，许多失传的歌曲，因此而保存下来，这是琼瑶的“心血来潮”对音乐的小小贡献。　　学琴的同时，也一起学画。琼瑶喜欢工笔重彩，拜喻仲林先生为师。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那个时期琼瑶不大写作，我很少上班，双双“不务正业”。　　学了十个月，从临摹学起，已渐能创稿，不幸喻老师胃癌遽发，在病榻前喻老师希望我们完成他三个愿望：开一次大规模的展览，除一本画册，照顾他家人。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划，喻老师的画展在历史博物馆和皇冠画廊同时展出，观者踊跃，售画所得，足够安家，精致的《喻仲林画册》也堂堂出版，是重彩工笔画最好的典藏本。　　琼瑶的著作，全部由皇冠出版，即使琼瑶的“兴趣”，也与“皇冠”的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七节　　不论写作、学画、学琴以及从事电影和电视，琼瑶的“求好心切”，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也常使她吃尽苦头。　　《几度夕阳红》写了前面的十万字，她自认为写得不够好，毫不犹豫地弃如敝屣。幸好她的小弟从垃圾箱发现了这一大叠稿子，好奇一读，大为惋惜，把稿子送来给我评审后，认定就此丢弃是暴殄天物，说服她写完了后面的部分，全书洋洋洒洒四十万字，被视为琼瑶的经典之作。李翰祥把它改拍成电影，分成上下二部，长达四小时，全球卖座鼎盛。若不是小弟机警，及时抢救原稿，否则大家就读不到这部“好看的好小说”了。就是因为她的太“求好心切”，才会把辛苦写成的十万字，扔进垃圾桶。　　每写完一部作品，她都会把稿子搁一阵子，再重新修正，一直修正到满意为止。所以她交出的稿子，错别字都少之又少，如果我在读稿时找出一二个错误，必然邀功地说：“看，这里找到一个错字！”　　写作，由她自己控制，可以尽量做到完美，拍戏就不同了。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会影响品质，不是琼瑶所能把握，她就全程掌握拍摄过程的各种细节，从*、初剪、配音、配字幕，琐琐碎碎，她都不厌其烦地把缺点调整到最低，一部电视剧所花的心力，比她自己写小说多过十倍、百倍。　　我也很少看到像她这样急性子的人！说是风，就是雨。对工作的要求时只许提前，不可落后。更重要的：赶工却不可草率，基本的标准又好又快！每当对某一件事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的直觉反应是台风来了！置身在台风半径里的我，赶快“乘风破浪”，帮她达成任务。　　一般来说，琼瑶的个性很温婉，待人接物都是和颜悦色。如果心情不好，就婉拒见客，“我没有把坏心情带给别人的权利！”她说。所以在人群里，她永远笑脸迎人。　　再好脾气的人，当然难免大发脾气。往往在工作延误，或品质欠佳，再求好心切和急躁的个*织下，火山就爆发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她不会大吵大闹，更不会摔门摔东西，只是一言不发，把自己紧锁在房间里，或者独自出门，不知去向。其实这比大吵大闹更令家人担心。我的因应之道是先不去打扰，让她平静下来，尤其虚言劝慰，不如帮忙提出解决的方案。　　在生活上，我们之间也难免有意见不合而有所争纷，如果错在我（通常是误会），那么，“男子汉大丈夫说道歉就道歉！”即使有时候犯错的不是我，为什么我让她犯错呢，所以道歉的还应该是我。其实，我道歉，她不好意思，一场风波就烟消云散。这是夫妇相处的艺术。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少很少吵架，一年一小吵，十年一大架而已。至于为什么吵，鸡毛蒜皮，怎会记得？    

第八节　　不过，也有很多事，却让我永远“记得”。 　　 三十年前，我要到台中洽公，长途开车有些无聊，问她要不要同行，她欣然允诺，并邀妹妹和她的男友同行。 　　那天倾盆大雨，视线不佳，驾驶技术不好，终于发生车祸，刹那间天地变色。小妹脾脏破裂，紧急送医开刀；琼瑶被车窗的玻璃碎片，割得遍体鳞伤；我双脚骨折。医师为我处理伤口敷上石膏，躺在床上十分懊恼，也十分自责，我为什么要好端端的邀请他们同行，并且闯出这样的大祸？ 　　但见琼瑶步履艰难地走到我床前（医师刚刚处理好她的伤口，有的缝线，有的擦药），她可能前来责怪我的粗心大意，抱怨我的肇祸，怎样向重伤的小妹交待？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向她说抱歉，她却先开口，“车祸是常有的事，大家平安就好，受点伤没有什么了不起，千万千万不要自责！”那么的体谅，那么的温暖，我无言以对，心中有一个声音：“这辈子我们不会分离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大难，她却以如此宏宽的心胸面对。她外表柔弱，内心刚强。之后，也遭遇过好多次更大的灾祸，也都携手克服。二三年前，我们不慎误入陷阱，可能是最严重的一次。我几乎有一个星期彻夜未眠，苦思对策。琼瑶出奇的冷静，和我细细分析各种情况，终于理出头绪，拟定对策，竟然拨云见日，反败为胜。 　　本来，打算好好报道这个事件的经过，但经琼瑶劝阻，“事情过去就好，让我们学习宽恕，懂得忘记！” 　　好多好多年前，我们被卷入一桩被侵权的官司，官司胜诉，被告被判刑八月，不能易科罚金，必须服刑。被告是一个书生，琼瑶不忍其误入歧途而锒铛入狱，居然请求我们的律师提出非常上诉，要求被告减刑。居然所请获准，改判六月，可以易科罚金，免除一场牢狱之苦。原告上诉要求被告减刑，恐怕是司法界罕见案例。柔软的心情，宽拓的胸怀，这是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