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解析日本情色风俗及性文化)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当时我已毕业离校，传来消息说学校竟无人同情，有人讲早就看他像个"坏蛋"，遇这等出丑之事，世态炎凉可知。李锦全老师却顶着风亲自出面为他募捐，并将钱交给了他在陕西的孤苦无依的妻子和孩子!
在我同李锦全老师的直接交往中，有几件事使我久久难忘。我们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度，临毕业前突然说要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再加上有的老师对不同学生的学业优劣爱散布点小评论，搞得大家十分紧张。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博士生导师，硕士论文答辩比现在的博士论文答辩还严格。我参加过一次李锦全老师指导的硕士生论文答辩，他请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峻教授和武汉大学的萧萐父教授来主持答辩会，会场庄严肃穆，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国高校自1966年中断招生十余年，1978、1979、1980三年招考的硕士生是在全国两代学子中选出的人才，彼此年龄相差十多岁，多数人有丰富的社会历练。当时大家都生怕取不到学位，因之各自为博得学位使用心计，也难免出现某些今天看来令人费解的矛盾和举措。我在修习电子系邓鲁阳老师的"信息论"课程时，发现一个物理常数，并推导出"信息量"和"可用能"的数学关系式，当作"物理学史"的课程作业交上去，物理系给我们授课的老师给了最高分(同学比较而言)。黄友谋老师支持我这一发现，他在逝世前同师母在京西宾馆召见我时，还嘱我一生不要丢这个课题，说"人活一世能在科学上提点原创性的见解也值了"。我将此文寄给杨石先教授和钱学森教授，钱学森教授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的方福康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的学生)给我回信并接见我，钱老又推荐给《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刊出，我还修改后发表在《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上，这是后话。当时这篇文章送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某些"自然辩证法"专家手中，却没提出实质性意见和肯定答复，北师大某"自然辩证法"教授还说论文"像随笔"、"数学游戏"，这几句并无恶意的话使我很受*。今天这些教授无论从学术威望、国内外影响方面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可当时他们是"权威"，使我面临得不到学位的危险。我将这些研究成果归纳为《*的热力学疑案》(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2期)和《广义信息论探索》(《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两文权且搁置，果断地选了个使北京的"自然辩证法"教授根本看不懂的《周易参同契》作毕业论文，防止他们说三道四。我是个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那时还不知世上有《道藏》，更没见过《周易参同契》，这个书名是黄友谋老师1980年秋带我去拜访离他家不远的一精于丹道的年迈老翁时初次听说的。我改写《周易参同契》的题目是一次命运的抉择，正是李锦全老师在其间起了关键作用。我当时不仅征询了*的意见，*还告诉我湖南湘潭周士一教授刚出一本《周易参同契新探》在国内学界很轰动。我于是拿着这本书趁春节期间先去说动黄友谋老师，1982年春开学后黄友谋老师、张华夏老师、杨维增老师专门开会听我汇报，认可《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我持黄友谋老师的亲笔信走访了北京的袁翰青教授、王奎克研究员，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又到天津在先师杨石先教授的推荐下跟陈国符教授学习研究《道藏》达半月之久。回校后在图书馆读到尘封多年的《道藏》经书，见在我之前借书卡上签名登记的仅是早在海外的谢扶雅教授，半个世纪的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借阅过中山大学的《道藏》。这篇论文毕竟是古典文献的考据作品，李锦全教授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作为系主任出面肯定，我就用不着担心取不到学位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从选题到完成论文答辩仅仅用了近六个月的时间，全文发表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第14辑，并删节后刊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钱学森教授对我这项研究成果很重视，他不仅于1982年12月给我写来亲笔信，还在一次人体科学筹委会的讲话中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这篇论文，张华夏老师在哲学系的会议室里播放了钱学森教授的这个讲话录音。我在中山大学能成功地完成学业，非常感激指导过我的所有老师和哲学系的教职员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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