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辩证精华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如气滞、血淤、痰凝、食积、水蓄、饮停、肝郁、络阻、痞结、毒留、不一而足，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化风化火，寒化热化，且牵涉的病变部位十分广泛，大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小至清窍络脉均可波及，拟或心肺同病，肝肾相兼，脾胃失调，脏腑相传，且有的疑难病内脏已病而微，外象尚未显露，再加之误辨误治的影响，情志*的波及，这一切繁纷众多的因素作用于患者一身，造成了疑难病病机的复杂性、多变性，辨证中就难以从纷繁的症状中理出头绪。尽管疑难病的临床征象错综复杂，*，但邓老教育我们，不要被吓倒，只要医者谨慎地审查各自的病机，分析和掌握病机与病证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归属，就能做到谨守病机，辨证准确，立法精当，治病求本，“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而且要求我们临证要知常达变，随证立法。随证变而灵活易法。决不能墨守成规，而会失治疗疑难病的良机。
四、 固本培元，扶正祛邪，养正徐图
明清以降，一批有识之士，从实践中发现并撷取了“治疗八法”中温法与补法的精粹，从而创造了培元与固本的治法【3】。固本培元，固本与培元义有所分。本，有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元则也应有先天之元及后天之元。而通常先天之元则指肾气，后天之元则多指脾胃之气。吴谦言“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而不穷。”中医对于疑难绝症，在临证实践中，提出“固本培元”的治法，由理论的探索，实践的考验，以至数百年来无数医家的反复应用，共同切磋，从而形成这一难能可贵的共识，这是明清以致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大创造与发明。扶正祛邪是中医治则之一。扶正就是用扶助正气的药物或其他疗法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达到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祛邪就是使用攻泻、祛邪的药物或其他疗法以驱除病邪，达到邪去正扶的目的。其中“正”即指正气，是指人体对疾病的抗御能力。其含义相当广泛，既可指体内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又可指脏腑的功能活动的能力。精、气、血、津等凡能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健壮的物质均属正气的范畴。“邪”即指邪气，是指导致人体发病的一切致病因素，如外感、六*、七情、饮食劳倦、痰饮、瘀血等均属于邪气的范畴。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免疫性疾病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医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于正邪相争的结果，人所以身体健康是由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所以生病是由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邪气致病，必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才能侵扰人体发生疾病，可以说致病的原因虽在于邪，发病的关键却在于正，而且人体在既病之后的发展变化和转归预后，正气的盛衰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邪胜正则病进，正胜邪则病愈，因此对疾病的治疗不外乎改变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扶助正气，驱除邪气，促使疾病向痊愈方向转化，达到治病的目的。正常的免疫反应是在机体正气旺盛，体内阴阳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因此，一但出现免疫功能低下或异常的免疫反应就可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调整免疫失调，使机体维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邓老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实质上是邪正交争的过程,疾病的预后转归,取决于邪正双方的消长进退。指出内伤杂病的形成是由脏腑受损,正气虚弱所致。为此邓老对于疑难病，认为疑难病病情复杂,症状多变,难以明辨症结所在之,常以“正虚邪恋”概括机要,以“扶正祛邪”作为治疗***。其在扶正固本中有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对机体气、血、精、津、液基本物质的调补,扶助正气提高机体抗病力,以治病。而且，邓老认为疑难病，多为病程较长，正虚明显，邪气盘踞，虚不制邪,对于这种情况，邓老认为应该养正徐图。病程迁延的某些疾患,正气偏虚,制邪无力,无论外感病或内伤杂病,都可以采用养正徐图法。《伤寒论》49条曰:“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而愈。”这条提出阳气不足外感而发汗致里虚更甚,当须护正,正气得复,气血充沛,津液自和,便能汗出而愈。清代周学海在《读书随笔·药对证而增剧》中谈到:“*溪治一虚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证日增,略不为动。正气既充,以治痢药一剂迅扫之。”这个病例启示我们先培虚人之本,使病人能承受攻剂之损伤。清代叶天士多次提出“甘守津还”、“甘寒轻剂养之”,实际上就是养正徐图法。邓老认为疑难杂证病程多长，久病致虚，或历经治疗，药物杂投，邪未去而正已损，故疑难病治疗，又常以治虚为本。如冠心病、肺心病、肝硬化、糖尿病等，虽或有痰，或有癖，或为郁，而事实上正气自亏，多属本虚标实之证，故不可治病不见人，一味祛痰、化淤或解郁，忽视人体本身之亏虚，则终至功亏一篑，或功败垂成。此时治疗当固本培元，扶正祛邪，养正徐图，而不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只有补脾肾以固本，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养正徐图，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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