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国全集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李大钊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李大钊、邓中夏们的“**”，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1924年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据学会成员方东美回忆，“当时如有*，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的早期核心人物如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周恩来等人有《赤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同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这种长期的理念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掉了**真正的政治诉求。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一度被扭曲解读成“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这种理解，完全背离了曾琦在1925年12月的公开表述。曾琦作为青年党*，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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