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65] 7月6日，文代会已进入第五天，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特别提到：“*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的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个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前身即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胡风长期担任这个团体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文艺理论工作。1949年3月26日，胡风奉周恩来之命从石家庄赶到北平，兴冲冲地准备参与新文协的筹建工作，不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压根就用不着他操什么心。十天后，筹委会为胡风安排了四项工作：《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委员共3人，另两人为茅盾、厂民），内定他为主编；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共11人）；小说组委员（召集人是叶圣陶）；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职务很多，工作具体，按理说应该够他忙碌的。然而，胡风却并不忙，甚至不愿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消极”。 4月8日，“被茅盾绑[架]到永安饭店商提蒋管区参加‘文协’的代表名单，到后谈了几句就溜出来”。[66]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文艺报》是顶尖级的文艺理论刊物，在文艺界的位置相当重要。但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开会（1949年4月15日）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67] 4月16日，他在北京饭店遇到周恩来，周和他握手的时候说，知道他要忙起来了。他由此“直觉地感到这工作是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注意”，愈加怀疑周扬们为什么不事先直接和他谈一谈，不信任他，至少是不支持他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无论茅盾如何劝驾，“惶惑”的胡风始终不愿出任《文艺报》主编，4月的胡风日记中至少6次提及此事。 17日，茅盾等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 18日，“上午，访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表示这个工作由他做恐怕不合适，实际上希望周扬约他谈一谈。结果周扬、沙可夫都没有给他回答。）[68] 20日，“厂民来，要填表去登记《文艺报》，我辞谢了”。[*] 26日，“晨，茅盾来，还是要我不辞《文艺报》编委”。[70] 29日，“茅盾送来《文艺报》第一期稿，我没有看”。 30日，“晨，被茅盾吵醒，又是《文艺报》的编辑问题”。[71] 5月24日，他给田间的信中吐露：“但在我，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这以前，我以为我的一点微弱的努力可以‘聊胜于无’，而且还是别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我满腔幸福地迎接了今天，所以，对这‘隔膜’我坦然得很，我有勇气让别人判定我过去无一是处。……我也并不是不想解除这个‘隔膜’，但难的是没有这个力气。两个月了，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所以下了决心辞去了负责编辑《文艺报》这一类的不能‘摸底’的工作。”[72]在周扬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闹意见，闹情绪，甚至是搞对抗。 让我们再回到第一次文代会上，7月9日，“下午，第一团开会，讨论国统区报告，说了话”。10日，“上午，自由发言，周扬‘亲自’来邀过。下午，文学组开会，丁玲又要我发言。终于推脱了”。[73] 11日，“重看国统区报告。李亚群来闲谈了一会，对国统区报告不满。”[74] 15日，“上午，被叫去圈全国委员会候选人。 ……写对于国统区报告的意见，交出”。[75] 19日文代会闭幕。24日上午，文协开会，执行主席艾青指名要胡风“自由发言”，他自称“讲了四五句伤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只是说：“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76] 27日，丁玲夫妇和他喝茶谈到11时，“由我谈到文代会情况，谈到我的态度问题等”。[77] 胡风对这次文代会“不满意”，认为“很混乱”，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说：“先是，我提了两个作家可以当代表，但被否定了，也没有向我说明。其次，从开会前几天到会议进行中的大半时间内，负责的同志们忽然都避开我，见了一个也不打招呼，面对面了顶多只是勉强招呼一下而已。有一次宴会，几乎每一个熟悉的负责同志都对我避开脸去。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出了什么大问题。到国统区报告出来后，我知道问题是不简单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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