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新论精校本中钱穆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这因汉、唐时代，政治社会虽都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时，还是有变相的贵族之存在，须到宋以后，连变相的贵族也根本没有了。说到大门第，宋代只有韩、吕两大姓，但也不好说他们是贵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从平民社会出身。宋、明两代，中国社会上，始终不再有贵族，不再有特殊阶级。只有元、清两代的部族*，我们不妨说那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是中国社会里的特殊阶级。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向前演进所希望到达应该到达的。换言之，那是一种外力*而强之使然的。
若论社会经济，宋以后，却一天天地继续发展。唐朝还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则己经用钞票。可见唐以前社会经济，还不很活泼，宋以后就更见活泼了。但这里有一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唐以前，中国社会还不免有贫富悬殊，而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却反而更趋向于平等了。经济更活泼，而财富更平等，这不是一件极可注意研讨的事吗？这里便可见中国文化演进之大趋向及其大意义所在。可惜我们此刻，对此问题，不能细论。姑从浅处说，中国社会本来从事农业的家庭多，但他们对于子弟，总希望能读书，求仕进。无论哪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他自然要操作生产，没话说。但如果有两个儿子，便可想办法，哥哥多做些事，让弟弟空些时间来读书。如果有三个儿子，他们更可设法让小弟弟空出整个时间来读书。因为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参加*考试，希望进入*做大官，于是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多生儿子的一原因。只要家庭里有受教育的读书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后，便中落。这因做了大官，获得高俸厚禄，就可以不虑衣食，子弟们都可读书，不必再从事生产劳作，像是很*。但中国的考试制度，是永远开放，永远允许着尽量竞争意味的。于是那家庭，经历几代后，如果考试不如人，不能进取，也就无路可退，只有重转入贫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贵显，不过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这一现象，永远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国藩家书中，还是常常劝子弟一面读书，一面仍要不忘耕作。因为惟有如此，才是可进可退的良策。于是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始终维持着一种务农为主的经济，常使社会平等，不再有阶级悬殊。而读书人，则愈推愈广，数量也愈增愈多，学术风气也益形发展。试问那样的一个社会，不在武力上财富上无限向前，而只在教育上文学艺术上不断进步，是不是可说为一种比较更合人性更近*的一个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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