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关于上海出版界经济收入状况，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记述如下：
跟上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在十几年间有明显提高。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了工资待遇。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
（据１９２６年《红玫瑰》第４卷２４期）
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章 名称
第二章 资格
第三章 审查
第四章 附则
（根据1946年９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九期第７页，陈注：原表中有明显的计算错误，现按检验结果予以订正。）
但是《客观》的主办权受制于人、言不由己，储安平就一心筹办独立自主的同人刊物。他说：“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观察》第１卷２４期第３页）
当时邀请了七十位撰稿人，其中三分之二在第一卷２４期里写过文章。包括：张东逊、马寅初、费孝通、萧乾、雷海宗、曾昭抡、傅雷、钱端升、潘光旦、高觉敷、吴世昌、吴恩裕、许德珩、伍启元等等。
1947年２月８日《观察》周刊第１卷第２４期售价１千元；表面上比半年前的创刊号涨价一倍；而同一期间日用品涨价到３倍多；所以实际售价反而降低了，利润更为菲薄。
其后６个月内，白报纸价格又飞涨到40万、60万……200多万，是第二卷结束时的７倍；《观察》第三卷每期的成本中，白报纸占到55 ％ 左右。
1947年８月３０日《观察》第３卷第１期出版，售价３千元；发行量激增到１万９千份，为创刊号初印数的３倍多。并且出了“华北*版”，在平津地区扩大发行。
《观察》周刊第5卷第13期 (1948年11月20日出版) 又发表了储安平的文章《政治失常》——
1948年12月25日《观察》第5卷第18期出版；此前一天，国民党*宣布查封《观察》周刊社。储安平被迫秘密离开上海，才免于遭到逮捕和杀害。
1924年（*十三年）李景汉及甘布尔对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北京贫民五口之家每月用费平均１４圆２角５分，每年平均１７１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6780元）。［同上，载于《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韵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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