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1941年4月，中国的*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包围下要保护自己，*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12]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
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一位中国女学生的**，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在现在，新*主义，在将来，*，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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