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到潘金莲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做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儒家是“常”，道家是“变”，作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譬如在第二十回，黛玉听说宝玉先到宝钗处玩儿，心里就不高兴，宝玉陪罪：“（以后）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黛玉仍赌气回房，宝玉忙跟了过去，关心地问：“好好儿的，又生气了！”怕她糟塌坏了身子。但黛玉却说：“我作贱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却道：“偏要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活着，好不好?”
第二十六回，宝玉到潇湘馆探望黛玉，黛玉刚睡醒坐在床上，宝玉见她“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而打情骂俏地引了书中的一句话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想不到黛玉登时撂下脸来，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害得宝玉心慌，忙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又如第三十二回，黛玉感念宝玉对自己的知心，又想及自己的薄命，不觉落泪。宝玉赶着上来，笑道：“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了?”黛玉勉强笑说：“何曾哭来?”宝玉见她眼睛上的泪珠儿没干，禁不住抬起手来要替她拭泪，黛玉防卫式地后退，说道：“你又要死了！又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当宝玉为此而急出一脸汗时，她却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说：“你放心！”黛玉又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宝玉叹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黛玉还说她“真不明白”。宝玉又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黛玉虽然觉得宝玉这番话“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却只管怔怔地瞅着他，“咳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宝玉上前拉住，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
以上所举，可以说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基调，从心理学上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虐性的爱”。它确实是有点“病态”的，它也使我想起卡夫卡对爱情的描述，卡夫卡说：“爱情，你是一把刀子，我拿来刺入自己的心中”。而在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里，在林黛玉的梦中，贾宝玉就是“以一把刀子刺入自己的心中”的。
书中对林黛玉所患之病的症状有如下描述：黛玉初到贾府时，“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股风流态度”，众人“便知她有不足之症”；经常懒洋洋的，香腮带赤；第三十四回，黛玉在宝玉送来的绢子上题诗，“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今秋又遇着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常常失眠”、“容易疲倦”。在第八十二回，梦中醒来，“双眸炯炯，一会儿咳嗽起来，连紫鹃都咳嗽醒了”，吐了“满盒子痰，痰中有血星”。后来日渐严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头”，“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喘了好一会儿”、“气接不上来”、“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
在第八十三回，贾府请了高明的王太医来为黛玉诊病，王太医说她是“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本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笔者虽不懂这种夹杂阴阳五行的中医病理学，但知道他意思是说林黛玉的病是“平日郁结所致”。王太医更说，这种病“即日间作息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
笔者在前面介绍林黛玉肺结核的症状时，曾提到在第三十四回，她在宝玉送来的绢子上题诗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照镜子发现“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这一方面固然是肺结核发烧的症状，但一方面也是她“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的结果。病欤?情欤?我们宜两者合而观之。
如果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将“真事隐”，那么书中的林黛玉可能有个来自现实生活的“蓝本”。而高鹗的续作则全凭“文学家的想象”，他在第八十三回就让林黛玉“惊恶梦”，然后“吐血”，然后“死亡”。我们无法揣测这种演变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胡适说得好：“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致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在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里，《封神榜》是相当突出的一部，也是笔者少年时代最早接触、最沉迷于其中的“野史”之一。当时年幼无知兼且慧根短浅，觉得《封神榜》比《三国演义》有趣多了。以传统的文学品味来衡量，《三国演义》与《封神榜》当然有着天壤之别，《封神榜》不仅文字拙劣、漏洞百出（譬如在第一回里，纣王就用“毛笔”在女娲庙“题诗”），更涉神怪，令鸿儒摇头，硕彦皱眉，有识之士不忍卒读。但《封神榜》与《三国演义》同为野史小说，这种根据正史来演义、终至偏离正史的说部，其文句的是否典雅、结构与内在逻辑的是否严谨，恐怕都是次要的问题。它更重要的目的，似乎是在揭示庶民阶级对朝代兴亡及人世沧桑的一些看法。本文即尝试从这个角度来剖析《封神榜》。
人有善恶之分，神也有正邪之别，以通天教主为首的截教是“邪”，商纣是“恶”；而以太上老君及元始天尊为首的阐教是“正”，周武是“善”。这场“天上人间”的正邪冲突与善恶相争，其结局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在商纣灭亡、周武“登基”（被推为共主）后，“书封神”与“裂土封侯”是相互平行的两件大事（第九十九回《姜子牙归国封神》与第一百回《武王封列国诸侯》）。周武王对生者论功行赏，以之保疆卫土；姜子牙则对死者（包括神仙及凡人）依品封诰，用以护国安民。“神仙人鬼从今定，不使朝朝堕草莱”，此后神仙即退居幕后，不再直接参与人间的争端。《封神榜》之后的演义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神仙已很少再出现，即使有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成为一个“旁观者”。继《伊里亚特》之后的希腊史诗《奥德赛》(Odyssey）也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它象征着人类自我意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越过这个分水岭，人类即开始以他日渐成熟的自我意识，从事自我认同与自我追寻的旅程。
另一是法术，指的是由人施为而具有神奇力量的技术。譬如殷商大将张桂芳具有一种法术，在两军交兵会战时，他口呼“某某不下马更待何时！”某某即乖乖下马，束手就擒；黄飞虎和周纪都是这样身不由己，跌下马来。借“草人”施法，则是大家所熟知的另一种法术。在第四十四回，殷商阵营里的截教门人姚斌，在落魂阵里“设一香案，台上扎一草人，草人身上写姜尚的名字；草人头上点三盏灯（催魂灯）足下点七盏灯（促魄灯）”。姚斌每天在其中披发仗剑，步罡念咒，“连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得颠三倒四，坐卧不安”。一到了第四十九回，西周阵营里的阐教门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姜子牙在陆压的指导下，也在营内筑台扎一草人，上书“赵公明”三字，作法二十一日后，以三支桃箭分射草人双目及心脏，赵公明即“死于成汤营里”。这些法术尽管诡异，反映的也是“异人而后有异术”的传统信念。
第十一回《羌里城囚西伯侯》一节，可以说是一场有关命运的大争辩。文王在应纣王之召赴都前，自己卜知“将有七年之难”，一路谨言慎行；纣王本欲放他归国，谁知在归国前夕与费仲、尤浑纵饮，稍为松懈，而泄露了费、尤两人“冰冻而死”及纣王“不能善终”的天机。第二天醒来，“自觉酒后失言”，认为“吾演数中，七年灾，为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间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来。”纵马欲行，却被纣王圣旨拦下。
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若不谈一些性象征，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现在就且让我们先来一些“热身运动”。《金瓶梅》一书对性事刻意描绘，无所忌讳，而且好做“双关语”，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但事实上是要潘金莲过去和西门庆幽会，借瓢的寓意非常明显，作者还特别谄了一首词来描述此瓢，用精神分析的白描，此瓢就是“女性性器”的象征。与此相对的，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儿处借棒槌，此处作者对棒槌无任何歌咏或暗示，也许是情节安排上的不经意流露，但寓意亦非常明显，原来此时正是西门庆勾搭上如意儿，经常在那边过夜致令潘金莲空闺独守之时，所以春梅会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莲过去借棒槌。棒槌者，男性性器之象征也。
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性革命”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过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说来，“性过度”的女人有两大类，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虚拟的性*”者，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但旺盛的*（原我）与薄弱的道德意识（超我）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实质的性*”者，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她更是一个“生性*荡”的女人。作者借相术来显露她这种本性：在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说她“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潘金莲之所以对“性”特别有兴趣，乃是因“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与她的“童年*”无涉，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情结的存在，颇堪怀疑，也值得讨论。
《金瓶梅》一书对潘金莲的诸种*行虽然着墨甚多，却很少提及她对性的基本态度，勉强可以作个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勾搭上女婿陈经济，旋因受疑而被拆散，她“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正闷闷不乐时，她忠实的“性差使”春梅说：“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于是两人借酒消愁，“见阶下两双犬儿，交恋在一起”，遂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种恣纵*本能，即时行乐的看法可以说是潘金莲和春梅这对主仆基本的性态度。
旺盛的*与放纵的性态度为潘金莲提供了“*妇”的心理造型，也为《金瓶梅》一书中的性描写画龙点睛。她不仅会背着丈夫“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主动去勾搭*男人，而且更在床笫间采取主动的架势。在第十三回里，西门庆出示*画，潘金莲“从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与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内，早晚看着耍了”，日后先与西门庆，后与陈经济，照着*画上的模样行事。在《西门庆贪欲得病》那一回里，更乘着西门庆酒醉，喂他吃了三丸胡僧药（*），自己也吃了一丸，然后“骑在他身上”，“美不可言”，“五换巾帕”，最后弄得西门庆“精尽续之以血”昏迷过去。对潘金莲来说，性并不单纯是博取男人欢心的差事，而是一件可意赏心的乐事。
在第七十六回里，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西门庆从衙门回来，说他审了一个“丈母养女婿”的案子，两人的*情因使女传于四邻而暴露，结果丈母和女婿都招了供而判了绞罪。此时，也在暗中养女婿的潘金莲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应将那告密“学舌的奴才打的烂糟糟，问他了死罪”。日后在西门庆死后，使女秋兰果真将潘金莲和陈经济的*情向吴月娘告密，结果竟不获相信，秋兰反而被“打的烂糟糟”。这固然表示“原我”气焰的高涨，亦表示“超我”的懵懂、昏庸、懦弱——其中武大郎是个侏儒，西门庆本身就是个色中魔鬼，而吴月娘则是个迷信神佛的烂好人。
不仅个人层面的“超我”出了问题，连社会层面的“超我”——法律与礼教也是漏洞百出，无法约束人欲的横流。吴月娘、孟玉楼等一伙妇女，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相对于潘金莲的“好女人”，其实整天也是无所事事地吃喝玩乐。在第七十四回里，西门庆回府被潘金莲捷足抢进房中，众女骂了一顿“*妇”后，只好听暗地里提供生子灵药的僧尼宣讲善恶果报的佛法，然后大吃大喝（*了与*相对的食欲），再由李桂姐唱“*曲”给众女和僧尼合听。这岂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堕落?
兰陵笑笑生让武松的复仇行动暂时受挫，并且给西门庆一个“好死”（改成被潘金莲搞死的），主要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彰显潘金莲的“*”。在六七年枕边风月的描绘中，作者除了大量引进同样深入人心的“*”“胡僧药”“迷信魔法”以*可读性外，在另一个层面，他却也亦步亦趋地和他所创造的“*妇”作心灵的搏斗。在这场抽象的肉搏战里，作者很明显地泄露了他或者竟至是大多数中国男子对“*妇”、“*”内心深沉的惧怖。在第一回，潘金莲还未许配给武大郎前，由张大户收用，张大户收用了潘金莲之后，身上不觉就染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直到第七十九回，作者以其生花妙笔，描写潘金莲如何借胡僧药之助“骑在西门庆身上”、如何“美不可言”、又如何“五换巾帕”，让读者看得脸红心热之后，“乐极生悲”终于“精尽继之以血”。然后作者突然一整衣冠，适时地走出来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醍醐灌顶，让大家的大脑清醒一下。这种“风月无边”之后，要大家立刻“回头是岸”的结构在书中四处可见，而且也是中国古典*的窠臼。这固然与道学“假面”（persona）有关，但同时亦在传递“女人（特别是*妇）是可怕的!”这个讯息。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频繁的性行为是既不会“精尽继之以血”，也不会“暗里教君骨髓枯”的，但作者（也可能包括多数中国男性）却主观地认为会如此，而且大肆渲染，这正表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惧怖是多么的盲目而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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