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张伯苓的目录章节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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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济”舰则被派去执行威海卫等地的权利接收和转让任务。张伯苓也随舰前往。在到达 威海卫之前，“通济”舰曾逗留于刘公岛。张伯苓看到一个中国兵和一个英国兵并肩站立， 突然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两者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这给张伯苓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直到后来，张伯苓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 庄严，面上露着轻*人的样儿。但是我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 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 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所以我自受这次极大的*，直到现在还 在我脑海里很清楚的。”（《南开周刊》，第1卷，第5、6号）张伯苓 隐约感到，以前立志要通过军事来改造国民，改变国家命运，并非根本之举措。

1935年，张伯苓曾为南开募捐等事宜来到武汉，受到武汉南开校友们的热烈欢迎。大家齐集 一堂，特意为张伯苓校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而周恩来作为八路军驻国民*军事 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也正在武汉，闻听此讯，立刻以南开校友的身份和邓颖超前来参加聚会。 在会上，周恩来侃侃而谈，向校友们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并向张伯苓校长表达了感激南 开对自己的培养之情。聚会过程中，校友们还用放映机放映了一些有关南开学校和同学们的 照片，当屏幕上放映出周恩来在长征途中身着军装的镜头时，张伯苓想到在抗战前，* 曾以近十万元的价格悬赏捉拿周恩来，就指点着对大家说：“这个脑瓜儿要值十万块 钱呢！”在座的校友善意地开玩笑说：“校长可以领着周校友到蒋先生那里，向他要几十万 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捐方法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南开校友》，第3卷，第9期）。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张伯苓曾经设想只身前往西安，以便帮助解决事端。后来西安事变 在周恩来的巧妙斡旋下得到圆满解决，南开学校特意召开了庆祝大会。在会上，张伯苓非常 高兴地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天 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74）

我信宗教的原因，就是发生于我的爱国心……后来，我回到本城兴办学校，遇见种种的 困难，并且有时候我还抱着一种悲观，我知道这种人生观，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人终久要死 。以后我常读《耶稣言行录》，看见耶稣的为人，很受感动。这一本书帮助我很多，我所以 借着他的鼓励总算是还没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种困难，还要办我的教育；换一句话说，就 是要改造我们的中国人。我希望受改造的中国人，再和他们外国人比较的时候，就不在他们 之下。我因为得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才起始信宗教。所以我说我的*的信仰，实发生 在于我的爱国心。（《南开周刊》，第1卷，第5、6号）

张伯苓不仅是宗教爱国论的大力提倡者，更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他主张宗教应自作， 努力自立办教。在近代中国，曾几何时*会都是由外国人主办的，根本没有中国人自己 办的教会。随着列强的侵略和*的加剧，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基督徒们掀起摆脱外国 控制，教会自立的社会运动。但是这一进步要求和实践却遇到了种种困难。从外部来说，一 些外国传教士断然拒绝中国人自办教会的要求；而在内部，也有一些鼓吹西学、崇尚“全盘 西化”的中国人认为宗教是富国强兵之本，理应由进步的西方人来办教会，中国人自己决无 自办教会之能力。可是，张伯苓则坚决主张中国人要办自己的教会。他是*徒，无疑非 常笃信*的经典，但是却不主张信仰“外国的神仙”，而是坚决倡导“宗教应自作”。 他认为，“若是入了*，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学外国人，说外国话，穿外国衣服，甚至于 还信仰外国神仙，若是用外国宗教，而爱吾们中国，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南开周刊 》，第1卷，第5、6号）。在他看来，只有中国人建立属于自己的教会，将坚定的爱国思想 融入 到外国宗教文化中去，才能达到以宗教爱国、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的目的 。因此，张伯苓挺身而出，成为天津*自立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除了提倡宗教自立之外，张伯苓还大胆革新*青年会的宗旨，广泛组织开展“四育”活 动。张伯苓信仰*的初衷是出于爱国之心，因此他对于*的教义，有着自己明确的 见解。实际上，他既不是布道者，也并不热心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犯的罪过劝说人们忍 受一切苦难，也不是身体力行地践履对全智、全善、全爱的上帝的敬畏和驯服，听从上帝对 未来的安排。他认为，“敝人今天所谓的宗教，也就是宗教的真义，并非仅仅的讲演神灵， 祷告上帝……我们还用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南开 周刊》，第1卷，第5、6号）。他不把信仰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未来，不大看重宗教的来世说 教，而是更为注重*中所体现出来的奋斗精神。

nce。容易的道路越走越狭，难走的道路才可以 发达前进。他们给我们钱很小心，可是我们用之也不是随便，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自立精神。 世界上再强也没有能自立的人强了。又因为中国的问题是未来的世界大问题，助我们解决这 个问题，也是他们所应该的。”（《南开双周》，第4卷，第2、3期）

1929年，张伯苓再次去欧美各国考察教育。此行张伯苓不再仅仅注重考察欧美国家的教育方 式，而且要把教育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他明确指出此次教育考察与以往的不同 之处：“教育的考察以前是注意学校的组织、外形，现在的考察不应如此了，因为我看过的 学校不知有多少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 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 ”（《南开双周》，第4卷，第2、3期）对于完全效法西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法，张伯苓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显示出他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 ：“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 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 须按照环境的情况而加以选择。”（《南大周刊》，第71期）可见，此时的张伯苓已经形成 了 较为完整、非常理性的思想方法，既不与封建复古主义为伍，也反对“全盘西化”的倾向， 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南开发展道路。

1929年，对于南开来说真可谓是多事之秋，“校父”严范孙去世不久，教授出走的事件便接 踵而 至。这年*，南开大学按照往年的惯例发放下学期聘书，但却因为薪金的问题引致了 一些教授的不满。当时，正在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学课程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萧遽看到其 他和自己水平相当的教授都有五至十元不等的加薪，遂向自己的堂弟、同在南开大学担任政 治学教授的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抱怨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 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恰巧此时历史学家蒋廷黼也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来找萧 遽谈论去留问题，看到他有如此遭遇，也坚定了去意。萧公权因此也决定离开南开大学。萧 公权后来回忆说：“叔玉（即萧遽）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 不能令人满意。这*了我脱离南开的决心。”（*《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当 时 和他们一起离开南开的，还有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和佛学名家汤用彤。五位教授的出走，本来 已对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此时物理学家饶毓泰赴德国留学深造 ，陈礼也外任工业工程师，两人相继离开南开大学。这样，南开大学一下子就减少了七位著 名的教授，且多被薪金更为丰厚的清华大学聘请而去。

张伯苓并不要求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门门都达到优秀，“只知道*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 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点用处也没有”（《南开校友》，第1卷，第8、9期） 。南开几乎每个学生在课余时间都可以按照个人兴趣参加一个或多个社团。在社团活动中， 学生 们有着广阔自由的天地，个人爱好和兴趣可以尽情发挥。南开的社团活动开人心智，发展得 蓬蓬勃勃。张伯苓还鼓励老师和同学一起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也常在一些师生联欢晚会上 主持游艺节目。在不断的交往之中，“有欢乐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担当。南开人就在这熔 炉里和别人融合在一起”。大家在生活与学习中逐渐培养团结精神，“以校为家”成为每个 学生的共识。当然，张伯苓也不主张学生因为过多地参加社团活动而影响学业，因此，他经 常劝诫同学们要处理好课程学习和社团活动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也不能过多参加活动，影响正常的课程学习，“宜使课程和作事相互调和，勿 使有过长、过短之处，斯可耳”（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46）。

首先是对个人仪表的教育。在南开的教育理念之中，仪表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因而张 伯苓要求学生必须面净发理，衣整履洁。事实上，对仪表的严格要求看似生活的小事，其实 在当时则被看成是一件关乎社会文明的大事。众所周知，晚清以降，精神萎靡、衣冠不整已 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个人仪态懒散，一个国家的国民蓬头垢面，精神涣散。这 样的精神面貌，又怎么能谈得上救国强种呢？张伯苓本人非常注重仪表，同时也要求南开学 子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希冀青年一代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起居做起，焕发精神，进而为中 华民族的振兴大业贡献力量。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校规明确规定：“体态松懈，言 语蛮横，奇装异服，光彩华丽，凡一切惹人注目之行为装饰，皆行禁绝。”（《南开周刊》 ， 第1卷）有一段时间，天津社会上盛行一种叫“名士派”的不良风气，一些南开学生不免受 到影响，也整天不修边幅、邋邋遢遢地在学校里面晃来晃去。张伯苓发现之后，立刻在修身 课上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你要是名士，你须有名士的学识。假若你没有名士的 条件，而你要肮脏恶臭硬要学名士，学校绝对不允许”（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 宁教育出版社，110）。此番话，虽然让追求名士风流的学生们听起来非常刺耳，但是语重 长，饱*这位教育家对学生的一片良苦用心。不久，这种懒散现象在南开学校得到了彻底 的根绝。*初年，张伯苓对学生的服装还做了具体的规定，一般春夏秋三季都是布大褂， 冬天为颜色较深的棉布袍，或穿丝绸呢绒，裤子一般是西式的，鞋是皂鞋或皮鞋。后来虽有 一定的变化，但学生的服装基本上都遵循着朴素、整齐、洁净的原则，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因 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出现攀比，追逐浮华等现象的发生。张伯苓对个人仪表严格要求 的做法，使南开的学生受益匪浅。

南开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个人操行，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四十字镜箴”。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一说校门入口处一侧 ）立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张伯苓请严范孙书写的四十字：“面必净，发必理， 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 和、宜静、宜庄。”（《南开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使学生出人校门有所儆戒。在这四十 个字中，“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等充分体现表现出张伯苓 对于儒家传统道德讲求修身养性的追求，而“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 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等对仪态的具体要求，也可以隐约看出几分张伯苓受过军事化训 练以及按照军事化管理的痕迹。张伯苓在修身课上经常带领同学们背诵此格言，并耐心地逐 字加以解释，认为学生们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实行，一定可以形成“吾校学生之气质”。南开 学生出校进校，都常在镜子前理理头发，整整衣扣，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南开学生 走在街上，即便没有佩戴校徽，大家也都可以看出这是南开的学生。当时有人评论：“南开 学校乃一极有精神之学校……学生均甚活泼而眉宇间有一种文雅之态度。”（《教育杂志 》，第7卷，第6期）这大概就是南开学生长期遵行“四十字镜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吧。

张伯苓的道德教育远不止这“四十字镜箴”，他非常明白，年轻的学生不仅应当振作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人要接受文明的洗礼，具有坚定的意志以抵御社会上的种种*，才不 会被这个充满丑恶和*的社会所污染。因此，张伯苓明令严禁南开学生吸烟、早婚、* 、*等行为，并将这些禁令郑重地写进了校规，张贴在同学们进出的教学楼旁侧，以示警 醒。他表示，“苓鉴于民族精神颓废，个人习惯不良，欲力矫此弊，乃将饮酒，*，冶游 ，吸烟，早婚等事，悬为严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南开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 近代中国，早婚现象相当普遍，这是导致国民素质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伯苓本人也曾深 受其害。因此，他明确规定，学生不满二十岁不得结婚，违者即行斥退。后来做了适当的调 整，内容改为“肄业生年龄到二十一岁始准娶亲，如违，查出即令退学”（《南开周刊》， 第1卷， 第2号）。而修身课则成为他慨然陈述早婚危害的一个重要地方，他说：“早婚于学习、进 步、道德诸方面都有损无益。”他疾呼力矫此弊，并希望南开学生为爱身计，为爱国爱家计 ，决不早婚。学校的新剧团还排演了《早婚鉴》，痛陈早婚的害处，为青年学生敲响警钟。 在禁止早婚的同时，张伯苓还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卫生教育，特意在修身班上讲授青春 期卫生问题，既反对对*卫生问题漠然视之的不负责任态度，也不赞成沿袭传统做法缄 口不言。他除了亲自向学生宣讲之外，还鼓励学生自我认识。当时的报刊《校风》就专门刊 登《健康与*》的文章，介绍性科学知识，并邀请校外专家辅以幻灯，讲解性知识，提出 戒除陋习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大胆举措。对此，周恩来在1963年回忆说自己感 到受益匪浅。与此相关的是，为杜绝学生游访烟花柳巷的陋习，防止他们因为沉溺其中而损 害身体和耽误学业，张伯苓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禁止学生去各处冶游，甚至连当时社会中 存在的落子馆也成为南开学生的“禁区”。有时，张伯苓还派人到这些地方去调查，看是否 有南开学生前来游玩。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天津南开中学校校长张伯苓因近来学界风俗日 坏，每逢星期日，各生多有二三成群同赴落子园观曲，难免聚众冶游，与学务关系重要， 闻昨饬派稽查，调查各生品行优劣而维教育云。”（《益世报》1916年1月17日）为了言传 身教，酷爱听戏的张伯苓也从不在天津进戏院听戏。他虽然和郝寿臣、梅兰芳等京戏名角颇 有交情，但是当他们在天津表演时，张伯苓决不前去捧场，而宁愿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去听他 们唱戏。原因很简单，张伯苓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规范学生的行为，真可谓煞费 苦心。 有一个张伯苓以身作则的故事曾在南开学校广为流传。在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谆谆告诫学 生们最好不要抽烟，但是有一个调皮的同学当场质问校长说：“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 自己还抽烟？”张伯苓顿时无话可说。他沉思了一下，马上做出决定并当场明确表态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着说着，张伯苓就把随身常带的烟杆折断，在 场的全体学生都被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回家以后，张伯苓一句话没说就把家里的香烟 、吕宋烟全扔到炉中烧毁了，连晚饭也没吃，躺在床上生自己的气。他的夫人非常了解丈夫 的心情，连忙上前劝解说：“你做得对，我支持你想办法戒烟。这个学生提的也对，当校长 就得以身作则，要不然学生如何信服你呢！”为了帮助张伯苓坚持戒除吸烟的习惯，她还在 每天晚饭后，准备四小碟零食，如花生、糖沾子、糖瓜、瓜子等，以零食代替香烟。在夫人 的帮助下，张伯苓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最后成功地戒除了烟瘾。他经常说：“正人者，必先 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然而戒烟的过程确实非常痛苦，张伯苓也不例外。很 久之后的一天，黄钰生和张伯苓谈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张伯苓笑着 说：“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抽烟。”（龙飞、孔延庚.张伯苓与张彭春.百花文艺 出版社，248）但是，他持之以恒，从此再未抽烟。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最终赢得了广 大师生的尊敬。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在提升学校德育水平的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高 尚人格影响下，南开学校形成了铁的纪律和良好的风范，以致后来所有的南开学生包括已经 离校多年者，从不敢在张伯苓面前吸烟。

南开大学、中*合成立的棒球队，在社会上也广为人知。棒球这种运动在近代中国还很少 见，但在南开学校却很早就被引入了，并且很快风靡一时。南开棒球队甚至还曾在天津租界 与外国球队进行过比赛。南开的关福绍、关福纳、方才政、卢开周、罗宗兴等人都是个中好 手。除此之外，南开的田径和其他球类也曾经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田径赛场上 素有“大金刚”之称的强颖初和有“二金刚”之称的逯明，在京津一带都小有名气。1923年 华北地区的百米、半英里、一英里、铁饼、撑杆跳高记录都是南开学生创造的。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在张伯苓的领导和带动下，南开学校已经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体育重镇，以至于时 人赞誉说，“我们要在国内普通学校里找出一个注重体育的学校，很不容易，看来看去，还 要算天津南开学校了”（《教育杂志》，第13卷，第4期）。著名学者蔡元培更是以“已臻 佳境”四个字对南开学校体育进行了高度评价。

1929年暑假，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校庆，张彭春决定将英国现实主义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名剧 《斗争》搬上舞台。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剧本，张彭春就将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曹禺。剧 本改编完之后，张彭春亲自执导，曹禺也参加了演出，担任剧中主角大成铁矿董事长。尤其 值得指出的是，张彭春和曹禺师徒二人决定在此剧中正式改变南开剧团男女不能同台表演的 惯例，首次由女演员来扮演女角儿。王守媛、张英元等女同学纷纷登台，出演剧中角色。这 一 名剧的演出成功，可谓张彭春和曹禺这对*高徒一次天衣无缝的合作。剧本按照中国戏剧 形式 加以改译，幕幕表演精彩，台词含义深邃，布景华丽至极，舞台灯光配置也超越以往。该剧 公演了三个晚上，曹禺和其他演员以精湛的表演艺术征服了前来观看的众多观众，此后还不 得不加演。“此次计公演三晚，（一）十七日晚，不到八时，座位即满，到场者共约千二 百余人；（二）十九日上午票即售空，临时来而因无票不得不怅然返者甚多，场中座无隙地 ，每有四人之椅因拥挤故坐六人，观众之盛可谓甚矣；（三）廿六日加演一次，到场者亦逾 千人。此种现象真历年所未有者也。”（黄殿祺.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 剧出版社，148）如此空前的盛况，可谓是南开新剧团的一次攀登顶峰之旅。“此次公演， 不但打破本校新剧以往记录，恐在今日之全国中，无能伯仲者。”（《南开双周》，第4卷 ，第 4期）而经过曹禺改编的剧本也被作为《南开新剧团丛书》之一，正式编成单行本出版。 这年年底，张彭春离开南开去美国讲学，并为南开学校发展谋划筹款事宜。临行前，他将自 己珍藏的一套英文《易卜生全集》送给了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曹禺更是将这套书视若珍宝 。虽然当时曹禺的英文水平尚不足以全然理解这位剧作大师作品的所有内容，可他借用字典 还是足以体会其中丰厚的内涵和深邃的思想的。作为对其艺术创作影响较多的西方剧作家之 一，易卜生及其作品给曹禺以很大启发，让他感觉到“话剧艺术原来还有这许多表现方法， 人物可以表现得那样真实，又可以表现得那样复杂”（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103）。1929年冬，曹禺又尝试编译了两个英文剧本《冬夜》和《太太》。在改编改 译 的过程中，曹禺进行了一些创新，将剧中人物、服装、语言都加以中国化，在内容上也有所 删减，以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经过改编的剧本，构思更加巧妙，剧情也更为紧凑，使 得戏剧冲突更能引人入胜，从表演技巧到内容主旨都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通过这样的尝 试，曹禺不仅对西方戏剧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在表演之余，也学会 了如何通 过编写剧本来指导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这为他日后创作《雷雨》、《日出》等著名 剧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伯苓按照南开学校的管理模式，聘请南京的张群、吴达诠，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吴寿彤，成 都财政厅厅长刘航琛，成都建设厅厅长卢作孚，公安局局长何兆衡，华西实业公司胡仲实和 胡子昂兄弟，美丰银行行长康心如等九人为董事，成立了学校董事会，由财政厅秘书何九渊 任董事会秘书。看着朝气蓬勃、日渐壮大的南渝，张伯苓仿佛又回到了南开学校初建时的岁 月，浑身充满了干劲。待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伯苓才离渝回津。返校之后，张伯苓对校 友们发表了演说：“我在南渝住着很高兴，天天在院子里转，那儿的花匠跑到山里去拾花种 子，把它分成畦，把南开的菊花单放一畦，插上签条叫‘南开菊’。任叔永到那去看见说: ‘南开菊都到南渝去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讲演结束时，张伯苓特别强调说:“ 我们要想新的路，新的法子，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南开校友》，第2 卷，第5期） 张伯苓的这一未雨绸缪之举的确为日后南开在重庆的重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当1937年7 月30日日本侵略军将天津南开学校摧毁殆尽之时，重庆的南渝中学早已作好了接纳南下师 生的充 分准备。张伯苓坐镇重庆，安排部分原南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相继南下,辗转来川，一方面 保证他们照常工作,继续求学，另一方面也使南开的基本规模维持不变，巍巍南开的精神也 因此得以绵延不绝。1938年，南开校友总会建议将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这样，天 津的学校虽然被毁,但是南开却依然屹立于中国的西南大后方，弦诵弗辍，工作未曾间断。 重庆南开中学为莘莘学子提供了一个战乱之中能够继续读书的圣地，由此可见张伯苓的高瞻 远瞩。他作为教育家的敏锐预见力，也不能不为后人所佩服。就连张伯苓自己也非常得意： 佥以南开学校于战前早有准备，树立基础，深为称羡，一致誉苓眼光远大，有先见之名。其 实华北之岌岌可危，暴日之必然蠢动，举国皆知。不过苓认识日本较切，而南开校址又接近 日本兵营，倘有变，津校之必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准备，及时行动耳!（《南开 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 此时，在重庆本地招收的学生再加上从天津以及其他遭受战乱地区辗转过来的青年学生，在 校总人数已经多达一千六百多人。1940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何廉任所长， 方显庭是代理所长，陈序经为研究主任，招收研究生十人，正式开始工作。同年，重庆南开 临时小学成立，又招收学生百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