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从档案材料中这一情节的记载，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
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
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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