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新论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被赋予革命名义的“*一律”最终压倒了起码的言论自由，“轻骑队”事件、王实味事件就是例子。“自由主义”被作为贬辞甚至恶名，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一个革命政党，在特殊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个人自由的范围自然要小一些。但在公开和平的条件下，在正常条件下，就不能把漠视个人自由、个*利不当作一回事了。正像*所说的，一个党员，只要是“在党的纲领的范围内（吴按：如果不是党员而只是普通的公民，自然是在宪法的范围内）以及在不违*的道德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讨论问题”（见《马恩全集》第38卷，518页），即在此范围内可以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至于说到思想，大概只有白痴才会提出“思想大一统”即“思想清一色”这一类要求。卢森堡的名言：“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不承认不同的思想，就无所谓自由。一个政党有时说“统一思想”，是指在一定的行动方针上经过讨论在一定时限内求得一致的意见，以便统一行动，但在这个前提下仍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思想实际上是不能限制也无法限制的，只能加以讨论，否则，只能让人沉默。然而在我们这里，竟也有过这样一种做法，就是设法将“沉默者”的思想引诱出来，使之形成言论，然后加以讨伐或惩罚——这是一种丧失起码道义的行为，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至于如何争取自由和保障自由，看来，人类至今找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是人们争自由和保障自由的唯一途径、唯一方法。
这又涉及到自由和*的关系问题。而自由和*的关系，自十八世纪以来，又是一个有大争议的问题。谈论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但本文未便展开，所以另写“补记”附后，请读者注意。
由上述种种看来，自由确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种种方面。我写此文自然不是希望在我们这里出现一个自由主义运动，也不是希望人们都能有自己的一套自由学说，文章除了陈述一些历史事实和历史教训供读者思考外，主要是想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既然*提示*的基本思想是追求一个“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那末，作为一个*主义者，在回答*提出的“什么是*，如何建设*”这个问题时，是否也应当将*的自由问题以及自由和*的关系问题考虑在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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