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论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我们面对当代，就能面对比较真实的问题 （那怕我们研究的是历史材料）。 我们注意到，当代西方甚至最杰出、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和学者，也差不多总是不讳言自己是为时代而写作的。以法国为例，相信“打赢打输就在这一辈子”的萨特自不待言，雷蒙·阿隆也写道∶“我逐渐猜想出自己的两项任务∶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时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于当旁观者。”（《雷蒙·阿隆回忆录》第65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我之所以提出这两点，也与我们传统学术的特点有关，传统学术过分重视通人而忽略专家，过分重视历史而忽略当代。这在过去是情有可原的， 过去中国的学术是相通的，学问没有分出很多的专业领域，整个面也不很宽广；过去的中国社会是比较封闭的，它的社会*是放在上古。但自中国进入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这些情况就都在发生变化。所以，学术界，尤其人文、哲学领域的大多数学者确实有必要有意识地使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一定的专业范围和时代之内，在自我限制中努力从事创造。这种创造达到一定程度也可以进入历史，乃?至接近永恒。即便我们不说那么远、那么高，我们有这种自觉的自我限制意识，也将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不断自觉地收缩自己的范围，有助于我们对核心问题进行集中的分析。
其次， 我想谈谈我所理解的分析方法的第二层意思，这就是区分。顾名思义，“分析方法”决少不了“分”，它必须不断地致力于“分”，把不同的对象，一个对象的不同方面区别开来，划分出来，它总是要去注意差别，给出规定，划定界限，明确含义。
在本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都是使用传统形式的概念，其中“恻隐”、“仁爱”、“忠恕”、“敬义”、“明理”、“生生”直接是传统儒学中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诚信”也是传统概念，但一般是分为“诚”、“信”两个概念来使用；至于“为为”，则最接近于是一个自撰的概念，但形式上还是从传统推过来的，古人们一般不说“为为”，而是说“无为”、“有为”乃至“为无为”。我使用这些传统形式的概念，包括使用一些次一级的传统概念如“出入”“出处”等等，意在揭示和发扬这些概念中富有生命力的道德内涵。然而，我发现，若要从现代社会伦理的角度考察，几乎对所有这些概念都要做出区分，把它们的传统蕴涵中适合作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内容与不适合作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内容区分开来，我几乎在所有章节中都得努力地做这种区分或剥离的工作，对我现在所用的概念给出严格而清楚的规定，比方说，在“恻隐”一章中，我不取从宋儒到牟宗三对“恻隐”概念的解释，因为他们一下就把最基本的与最崇高的合在一块说了，认为“恻隐”也是万化本体，也是形上根据；我则要把他们说的这层意思与“恻隐”的伦理学意思区分开来，或者说，至少把这层意思暂时搁置起来，而一心考察“恻隐”作为伦理学概念的含义，这样，我就认为“恻隐”只是表示“对他人痛苦的一种关切”。并仔细地分析“恻隐”的这两个基本特征∶ 即它所标示的“人生痛苦”意味着什么；它所显示的“道德关切”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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