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2期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论者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甄别纠谬，取精用宏，对新诗潮这一研究对象考察其源流，叙述其嬗递，厘定其类型，臧否其得失，材料的可靠性和丰富性不仅为本论文的观点和历史描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文学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民刊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这也是本论文“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价值所在。
其次，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适应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于宏观方*，论者所称的“考古学”方法非常适用于*“地下诗歌”的研究，既是对研究对象作钩沉烛微的发现，又是对历史情境作抉幽发明的“还原”。于微观方*，论者在良好的诗性感悟的基础上，以“细读”法对不同阶段、不同个人的诗作给予了细致的描述、区分、比照和阐释，其辨析、梳理、概括均作得周密、妥贴，且多有自己的发现，从而澄清了既有研究成果中诸多舛误、含混和笼统之处。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的结合使论者通过对“先行者”、“一个诗群”、“一个刊物”和“一场论争”的描述和阐释，建立起了新诗潮的谱系，相信论者的方法和见解定会引起此后研究者的重视。
其三，本论文虽属当代诗歌史的研究，但其理论与实际意义已不限于“诗学”（广义和狭义的）和“诗史”。论者不仅具备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且具备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论文提出的诸多观点不仅得到材料的支撑，也得到理论的有力支撑。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论者对于“重写文学史”（或“重写诗歌史”）所涉及的问题有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自己的深入思考，因而能把前人涉及或未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修正或阐发，如对*文学“空白论”的反驳就表达得相当精彩。论者在鲜明表达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的同时，把它们付诸自己的具体研究中，这使得本论文自身就成为“重写诗歌史”乃至于“重写文学史”的卓越范例。
如前所说，本论文对于*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民刊研究是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的，但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研究中体现出论者的历史道义和学术良知。作为“一个未曾经历过*的人”选择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以此去“触摸*”，这本身就表现出一个文学研究者对历史责任和学术责任的自觉承担，这是使我十分感动的，而这也是论者能独立从事创新性研究的原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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