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在西方前近代的历史中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而且一直是个反义词，名声不好（对此我们下面再仔细讨论）。不过，儒家倾向于限制君权的共和或寡头的第二种路向，反对官僚化的君主专制，却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仲山父对宣王的劝谏，就会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周语》中说周之先祖“自窜于戎、狄之间”，恐怕至少属于半游牧状态。这一传统留下来的礼制有两个重要面向：第一，王与民有着“战友”般的关系，打仗也好，生产也好，经常一起共事。第二，即使从游牧转化成农耕，农耕形态尚不稳定，特别是耕地本身还不稳定，土地资源的潜力不好预知，无法根据田亩数字确定固定的税收标准来*君主的财政需求。一般而言，国王、诸侯有自己直接控制的耕地，“借民力而治之”，以维持必要的财源。也就是说，臣民对君主的义务不是以固定的租税而实现的，而是以提供一定的力役和兵役而实现的。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专制君主为什么成为胜者？(4)
《周语》记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韦昭注曰：“籍，借也。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也就是说，天子本来有自己控制的千亩土地，百姓有义务来帮助他耕种，他自己也必须遵守礼仪，出来带头与民共耕，这样国家基本的财政资源才能保障。宣王放弃了千亩的经营，虢文公马上劝谏说“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意思是国家财政的资源都出于此，社会的和谐、民风的敦厚也都基于此，万不可放弃。宣王不听，导致了和姜戎氏战争的失败。兵败后财源枯竭，又没有经营自己的“千亩”，自然只有通过登记人口来收税这“料民”之一途了。
仲山父为反对“料民”而对宣王的劝谏，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他援引古制，称先王无不“审之以事”，并举出“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時”等活动。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举出五事，三项是狩猎，两项是“籍田”，即“借民力”治“千亩”，与民共耕。可见从财政的角度看，耕地尚不像后来那么可靠，对狩猎的依赖依然很严重，游牧经济的痕迹甚强。144更重要的是，这些田猎是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籍田也一样，王与民共同参与。如果国王重视这些活动，按时参与，那么就和老百姓在一个面对面的共同体*事，当然也就熟悉自己的百姓了。所以仲山父在细数这些活动后，称它们“皆习民数者也”，即国王了解百姓的机会。如果国王对百姓有面对面的亲密关系，还统计什么人口呢？这是他质问“又何料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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