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卷)-不尽之思中最后主角的结局和内容如下:
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我不记得是什么词,大体是在当时进步圈子里“政治不正确”的用语),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2)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是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你“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参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所以中日关系是“以民促官”的典范。这当然与当时*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馅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当时在延安*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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