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2年第3期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古代人熟知“国家”，但对“共同体”谈得不多，也搞不清二者的区别与关系。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许多家庭及村落的联合体，它是为了达成完美的和自治的生活而组织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27)。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把国家简要地定义为“人民的财产”，他说：“国家(publica，country)是人民的财产，但人民不是以任何形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共同体(congregatio，community)，而是大量的人基于对正义的一致尊重，为了共同的利益(et utilitatiscommunione,for the common good)而结成伙伴关系，从而形成共同体”(西塞罗：《论国家》第1卷第25章)。但他又认为国家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同体。他指出：如果国家掌握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手中，那么它尽管仍旧是国家，但绝对不是共同体。试想，当人民本身都只不过是统治者的财产时，国家又怎么可能成为人民的财产呢?(参阅西塞罗《论国家》第2卷，第31章)看起来，要想回答什么是共同体，先得回答什么是国家。
Legitimacy和Legality这对兄弟词汇，前者应为兄，后者应为弟，而且兄长的出生似乎要比弟弟早很多年，其重要性和受关注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用现在的话讲，Legitimacy的知名度要高很多，这一点从很多著作以Legitimacy为名或为主题就可以看出来。法国学者J．G．Merquior在其著作“Rousseau and Weber”中，对Legitimacy发展演变作了一番考察。据其研究，古希腊时期并没有使用一个特定的词来指称当代意义上的Legitimacy。在古典拉丁语里，lēgitimus的意思有两种，一是：“合法的，法定的(gesetzmaBig)；来自法律的(gesetzlich)”；二是恰当的(gehorig)，正确的(richtig)。古罗马的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曾用legitimum imperium和potestas legitima表示某种权力或某官员的职位是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建立或取得的。西塞罗在其著作《论义务》第三章中，区分了lēgitimushostis与劫匪或海盗，此处lēgitimus hostis是指在生效条约中规定的那种敌人。而这些条约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因此legitimus hostis可以理解为“合法的敌人”。然而，中古时期lēgitimus的词义发生了转变，其义为“合于consuetūdō(习俗)”而不是先前的“合于lēx(法律)”。此时，legitimacy的观念开始显示出与权力实践的紧密联系。由于古代世界那种直接治理模式的崩溃，也由于帝国统治代替了直接*或僭主*。“现实中需要对君主或教皇的代表权的权威性予以理论上的正当化(justifying)，这种需求很自然地激发起对权力的有效性(validity ofpower)以及legitimacy问题的理论分析。”中世纪法律和哲学所建构的Legitimacy概念成为衡量统治资格之品质的标准。而且还发展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以‘同意，作为正当性权力之构建基础。对于Legitimacy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中，包括格劳修斯、霍布斯、普芬道夫、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以及所有致力于研究权力关系(国内的或国际的)的有效性问题的人。格劳修斯对国际法概念的重建，霍布斯的义务理论，普芬道夫对社会契约的两种本质的经典表述，洛克对自然权利的捍卫，卢梭的作为“公意”的社会契约理论，所有这些都丰富充实了Legitimacy的理论。
1934年8月23日，郁达夫在北平东安市场买了许多书，“有两部德文小说(一系译作)极好”。一为德国女作家夏洛特·尼泽(Charlotte Niese，1854-1935)的《老与幼》，一为西班牙作家阿莱芒(Mateo Aleman，1547-1613年之后)的流浪汉小说Guzman de Alfarache的德文译本，“系清荫昌藏书，有伊手署之德国字在书之下端页底曰Yintchang”。9月2日，他又购得尼泽的《回忆丹麦时代》一小册，颇为得意。据考察，夏洛特·尼泽的作品此前仅有胡国济翻译的《戚戚》，见上海《小说月报》1917年11月25日第十八卷第十一号。此外，达夫还曾经买到德国作家克莱斯特、莱瑙的德文全集。
郁达夫收购德语文学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阅读、翻译。仅1927年这一年，郁达夫就翻译了较多的德文作品：3月12日在上海译婆塞的诗《春天的离别》，发表于《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八期。9月11日，翻译德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诗人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9-1898)的短篇小说《马尔戴及她的钟》，12日译讫。当时施托姆以《茵梦湖》而闻名于中国的读书界，郁达夫为郭沫若译《茵梦湖》特地写作了《序引》，为之介绍。1927年，他还注意到一位叫凯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1879-1951)的德语作家：2月28日，他在上海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买到凯勒曼的长篇小说《隧道》。3月8日则在江西路德国书铺买了他的恋爱小说《英厄贝格》，“打算于年内把它翻译出来”。5月9日，他又在德国书店买到凯勒曼的《圣徒们》。
关于对我个人学术思想的启迪，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庚辰校本出版不久，一位名叫朱江的年仅十七八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现已上大学一年级)，在她写给我的信中提了一些颇有深度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她很不理解第六十二回探春在提到每个人的生日时说的一句话：“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朱江在信中问道：“书中写老太太过生日分明是八月初三，怎么这里又说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的生日呢?”这一问可真把我给问住了。像这样一句在书中一带而过的话，我过去还真没在意，也从没听说其他哪位文人雅士或红学专家在意过。因而在古往今来的各种通行印本和现存的所有脂评抄本中，全都白纸黑字地写着这句大致相同的话，人们几百年来均熟视无睹，偏偏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敏锐地提出了疑问。记得有人说过：能提出问题，便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大意)。看来事实确乎如此。经朱江这么一提醒，我很快便研究出一个结论：此处的“老太太”，应该是原定本誊录者对“姨太太”的抄误——“姨”字误作“老”，系草书形讹所致甚明。于是在新三版中，我对探春这句话中的“老”字补作了校改标识，并加了条校注。这一校订，显然是合乎实际也经得起验证的。书中明写宝钗的生日为一月二十一日，与“过了灯节(即正月十五元宵节)”相吻合。探春说“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从辈分上看也分明是指薛姨妈和薛宝钗母女。而薛姨妈被尊称为“姨太太”，这在书中也是有据可查的，如第六十七回贾母便称薛姨妈为“姨太太”；这样的称呼出自探春这个晚辈之口，更是情理中事。唯一的疑点是，薛姨妈的生日是否真的和薛宝钗遇的巧?——虽然探春所说“遇的巧”，并没有指是同一天，只说“过了灯节”，但至少应该在同一个月才对。纵观全书，似乎只有第五十七回提到过薛姨妈的生日，却也是囫囵的一句：“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既没有写明日期，也没有提及和宝钗的生日有何关联。但据此前仅相隔两回的第五十五回开头所写“且说元宵已过”及“刚将年事忙完”等语来看，将薛姨妈的生日认定为距元宵节不久，恐怕也说得过去。
我印象中原中华书局旧版本似乎没有或很少注释，但新版本*大量注释，读“后记”亦知为陶先生新加，盖因“初版未注明资料来源”，引起“质询”，学界“引用起来尤费踌躇”，故而不惜笔墨。这些注释更*可信性和学术性，例如第一卷第四章第39页，谈及杨度“自己不肯加入兴中会，却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见面”，作者加注云：“杨度经常向人谈及，孙黄二人由他介绍认识，言之凿凿。但据其他有关记载，有谓孙黄系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相识。似以前说近”，陶先生引出不同出处，但又有自己的推断见解。又如同书第6章第83页，叙袁世凯派密使过江与黎元洪试探停战条件，陶先生加注云：“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当时担任都督府高级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刘蔡二人(指袁世凯所派两位密使)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这个注释极有说服力，因为胡鄂公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陶先生以报道北洋军阀时事而起家，与各类军阀、政客皆有相当密切的采访和交往，熟知轶事秘闻。当有极大之权威性，亦可见陶先生治史之缜密。治史居然无懈可击，这亦为治史者之功力。非如此，不足为信史者也!由此亦可看出，“史话”不是急功近利式的“戏说”，这是此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治史者治到连一段对话、一件小事也须细细加注援引出处的地步，所谓“如椽巨笔”之巨，正是聚沙成塔之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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