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会计1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的目录章节详细介绍

财务会计1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第一章 　　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一）曾国藩，我们一直眼红的时代人物 　　嘉庆十六年的秋天比夏天多了一个曾国藩。 　　这个人物，五岁上了学，二十三岁成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举。 　　从这一段人生历程看，他虽然能对住自己那小地主阶级的出身，却也不算有什么大出息。 　　又过四年，他拿到了道光帝同进士出身的文凭。赐同进士出身，在上流社会是并不光彩的。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左宗棠，见左宗棠正在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口说出：“给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 　　但是，曾的科名虽然在进士中比较排后，但确确实实地是资格货，是考场之中拿笔杆子得来的，含金量与那些“恩封”“功封”“纳捐”之流不可同日而语。 　　这来自于他的勤奋刻苦。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他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好在父亲表示全力支持，只希望儿子能扎扎实实地把它研读完毕。曾国藩为了报答父亲的支持，特意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不仅把这部二十三史读完，把每日点十页史书的读书习惯保持了下来，而且也养成了对古文与历史的爱好。通读二十三史，是曾国藩金榜题名的基础，当然，也是他以后学术研究与治理国家的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阅读历史书籍具有很大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话说进士学位到手后，他做了个舒舒服服的小文官，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饮水思源，这机会可都是科举来的。曾国藩对老祖宗孔子的感情既朴素又刻骨铭心。 　　一直没什么沧海横流显身手的机会，他终日只是忙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搞搞写作，甚至给皇上写主张*的信，再就是交交朋友，致力于人脉建设。这期间，还收了个学生，叫李鸿章。所有这些事，全是儒家该干的。可是光这么干，也难有什么出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清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倒省了几石米。 　　这种日子过了大概十三年，他倒没有迫不及待，比他小三岁的洪秀全迫不及待了。 　　众所周知，咸丰元年，洪秀全造了反。我们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却不知道还有一截“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一截加上之后，说这话的人才不至于像个愤怒青年。 　　洪天王，农民子弟，村里念的书，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先后四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后来搞到西方传教士的一本小册子，半懂不懂却装懂地看过后，掌握了理论武器和解释权，创立了拜上帝会。 　　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一个是要夺取*，必须先造*。老前辈陈胜好歹还用条鱼，宋江则玩得更节约了，说是做梦梦到了神仙给的理论武器。都精明到这份儿上了，满梁山按IQ排也是他当老大了。 　　另一个启示是对统治阶级说的，那就是一定要扩招，让知识分子都有出路，就算没出路，也不能闲着，要将他们的过剩精力以科举的无穷攀登消耗掉。 　　《曾国藩像》回到正题，这个洪天王，复读了那么多年，还是孙山以外。精神受不了不说，就是日子过得也苦，估计比发迹前的范进好不到哪去。大家说，有人会把原因归到自己笨吗？天王在反思教育体制的同时，对孔子那一套恨得刻骨铭心。 　　有能耐的人恨起来可不是发发牢骚就完事了。他要整整恨的对象。这就造成了太平军从起义伊始就仇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太平军每到一处，就尽毁孔庙，拼命地反儒家。 　　这就导致太平军打到哪里，哪里的读书人便做鸟兽散。逃不走的，宁愿*，也不为之效劳。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太平军做事，就是儒*，不但丧失了人生价值，而且成了罪人，死后无颜见祖先于地下，留下骂名，还贻害子孙后代。 　　现在看起来这有些迂，但在当时可几乎是一边倒的观念。所以，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做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 　　曾国藩，洪秀全，一个考上了，走白道，一个考不上，就走黑道。真是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 　　白道也好，黑道也罢，他们都把道做成了极端，要么白得发亮，要么黑得发亮。笔者甚至假设，如果曾国藩发挥失常没考上，天下怎么办？如果洪秀全超常发挥考上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历史？

　　第二章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命党坐天下了也不*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第三章 　　左宗棠：*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一）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相当有名气也相当夸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才的尊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合理的用人制度的国家，想要说服领导起用某人，不把他夸得像朵花儿似的怎么能行，况且，这个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快要掉脑袋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樊燮构陷事件”，差点使左宗棠成了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 　　樊燮，这个名字简短而繁琐的家伙是湖北人，咸丰时代的湖南总兵。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涉贪涉黄涉黑，造成了极坏的群众影响。 　　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恨死这颗老鼠屎了，在北京开会时就检举了他，说他贪污*、超标用车，等等。朝廷一听，马上派纪检人员到湖南调查樊燮，最后查明搂了*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此外还动用不少谷米。按说这本属于五万元以内的小case，警告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此人太蠢，钱没搂多少，动静却搞得大大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影响极坏。办案的决定修理他，就地开除公职了。但他不服，向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按理说樊燮的敌人是骆秉章，他怎么会把矛头对准左宗棠呢？难道他真有这么聪明，知道骆秉章全靠左宗棠支持危局，要断其肱骨？他当然没这IQ。原来几个月前，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去岳州，适逢巡抚骆秉章正在岳州巡视，黄文琛便前往汇报工作，将永州地方的各种弊端一一禀报。随后这事被樊燮知道了，他做贼心虚，认为黄文琛必在巡抚面前告了他的状，就与其幕僚魏龙怀商量对策。魏为他出主意说，巡抚衙门的幕僚左宗棠，只是个举人，骆巡抚对之却宠信有加，委之以大事，何不先去见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樊一听，觉得有理，便依计而行，前往长沙。 　　《左宗棠像》左宗棠听到总兵来了，自得接见。但他心性耿直，恃才傲物，非常狂放，对这位总兵大人的那档子破事儿早有所闻。而樊燮出身枪杆子，对笔杆子并不放在心上，故见面时只是拱了手，没有按礼请安。左宗棠就骂骂咧咧地说：“到我这里的武官，大大小小，都得请安，你怎么搞的？”樊燮一听，也怒了：“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的规矩，我是二品大员，更没这个习惯！”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左宗棠一怒之下，让樊燮滚出去。樊燮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图谋报复。左宗棠也算祸从口出。别人来求他办事，他打打太极拳就行了。很多时候，办不办事不重要，关键面子要给足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同乡好友胡林翼大不一样，如果左宗棠能向胡林翼那样，说不定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的配合会好些，有些事情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第四章 　　胡林翼：几乎被忽略的强人 　　胡林翼，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问题”青年，忽然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顶梁柱。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偶尔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把放松变成放纵，更不能以此为寄托，聪明的人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前，这种“荒唐”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一些有趣的经历而已。但是这也往往需要一些天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稳当一点好。 　　（一）从进青楼，被拘留开始 　　一个穷小子，铆足了劲儿念书，终于摆脱了锄把子，这是中国古代成功人士的典型道路，不足为奇。往浪漫里说，最多是赶考前与富家千金在后花园订个终身。总之都是勤奋而纯洁的。 　　但是，一个曾在青楼找过两位名妓“大姑”和“小如”相陪，临别留下两句“‘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地销魂。‘小’住为佳，能小住且小住，‘如’何是好，要如何便如何”的纨绔子弟，突然之间“性情大变”最终成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这就不能不令人称奇了。此人就是胡林翼。 　　当胡林翼还是小胡的时候，就以风流著称。他出身有钱人家，又是独子，自小就零用钱无上限。这一点，同为四大名臣的其他三个是没法比的。胡衙内吃喝嫖赌是样样精通，并且他这些嗜好直到结了婚，仍是持之以恒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了一则轶事：当时，两江总督陶澍要把千金女嫁给胡林翼，家人们都反对说，那么流氓的一混混，不配我们这样的家庭。陶不听，一定要招这个女婿。好，封建大家庭嘛，大家长说了算，就嫁了。结果，新婚之夜就闹了丑闻。当时要入洞房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后来还是胡衙内的马仔熟路，从酒店找到了正*的衙内。那时，胡衙内已烂醉如泥，只得抬进洞房，凑合着结了个婚。陶夫人气得七窍生烟，大怨父亲误了女儿一生。陶澍却说：“这小子有潜力，以后能干大事，年轻时色点，算不得啥毛病。” 　　《胡林翼像》有这样的岳父撑腰，胡衙内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倒是他的父亲胡达源看不过去，在一次花酒夜归时，胡达源将儿子一顿暴打，并甩下狠话：“你小子明年乡试要考不上，有你受的！” 　　暴力和以即将实施暴力为内容的恐吓，果然奏效了。胡林翼就开始铆足了劲儿念书，第二年乡试高中，第三年又连捷中进士点翰林，时年仅25岁。可见其智商绝非寻常人能比。诸位经历过高考的都知道，有极个别同学，高一高二喝酒抽烟玩游戏机，最后一年突击一下，结果，一摇身，上了名牌大学！小胡就是这种人。 　　考上了之后，小胡觉得可以伸腿休息了，就重*吃喝嫖赌的旧业了。这时，他当上了翰林，比恶少时代有身份了，去的妓院更高级了。《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讲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胡林翼与善化籍同事周荇农一起逛妓院，正玩得高兴，外边警车响了，条子来查房了。周怕被*，急忙躲进厨房，冒充厨子，逃过了检查。胡则被抓了现行，弄进去了。他不敢暴露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怕通报单位，就编了假名，那时也没身份证，条子也重在创收，懒得深究，就罚款了事。小胡出来后，恨这个周同事不讲义气，就发誓再也不交善化县的朋友了。结果，胡林翼发达之后，也绝不重用善化人。

　　第五章 　　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一）化清谈为行动 　　顽固派、洋务派、清流党是晚清官场的三大门派。 　　张之洞旧照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实力派，手里有兵又有钱，在当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清流党就不一样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骂贪官，二是骂洋人，都是*。 　　虽然，清流党们干活主要靠嘴，不那么实用，但对善于搞平衡的慈禧来说，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里端上一个饭碗。 　　张之洞，开始也是一个清流党人。但他与别的同志不大一样，一是不那么顽固保守，比较圆滑；二是不那么喜欢说空话，比较实际。张之洞出身官员世家，深知官场奥妙，他虽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坚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巨室是什么？就是那些王爷贵族。 　　他的转变，是从有了实权开始的。人嘛，都这样，不得志的时候，格外爱发牢骚，没机会干事时，就看着干事的不顺眼。张之洞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从中了进士到当山西巡抚，整整间隔了十八个年头！其间除了放过两回学政和乡试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门里耗着。这对于心怀经世致用之学，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早灭了，洋人也折腾累了，因此满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样子，即所谓的“中兴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师胡林翼那样“乱世出枭雄”已经不现实了。怎么办呢？张之洞有才啊，他干脆加入了“清流党”，这为他获取声名打下了基础。 　　这之后，他扶摇直上，稳步青云，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所致。李鸿藻与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最为宠信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因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遇事照顾，无微不至。因此张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后便成为李鸿藻的喉舌。李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之名。张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张之洞后来放为山西巡抚，就是李鸿藻保荐的。所以，张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关系不难看出。 　　不过只有将“清流”的“门面”做得好，才能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张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确有名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

　　第六章 　　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第七章 　　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袁世凯是个典型的为政治而生的人，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翻云覆雨。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个性。当权者的原则就是他的原则，“老佛爷”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至于个性，那更得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随时改变。对于这种人来说，试图了解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就像川剧“变脸”一样，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有如此手段和道道，再加上深谙“厚黑学”真谛，袁世凯在晚清这汪政治浑水里是游得自由自在，最终跳上龙门，登上大位。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一）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 　　袁世凯，河南人。中国近代自曾国藩以下，大人物多出生江南，袁世凯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 　　世人通常评价袁世凯是“不学有术”。 　　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还一手开创了*的政治版图。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他却因阻碍中国*化进程而成为罪人。 　　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政客的活标本了。但谁也不能替老袁的晚年遗憾和叹气，因为人生不能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我曾仔细观察过他的许多照片，试图从相貌上了解这个轰轰烈烈而又神秘的人物。他身材不高，壮实，头大，但据史载并没有读多少书。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作为？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生于一个大家族。清末北方有捻军起义，袁家遂于项城县东北张营筑寨号为“袁寨”，练乡勇自保。袁世凯就出生于袁寨之中，似乎这是他将戎马一生的征兆。 　　据说，出生当天，恰好叔祖袁甲三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其父袁保中大喜，遂取名为“凯”，并按照“保世克家”的排行，命名“世凯”。这似乎也在预示着这孩子天生就是一个能搞军事的坯子。 　　他的家乡项城常常闹灾，当地民风彪悍，能打能抢的人备受尊重。 　　那时的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自小便彪悍。打架打累了才回家看几页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要是搁现代社会，这种孩子是极令父母老师头痛的，撒到社会上也极危险。别说以后当皇帝，就是村长也轮不上。 　　幸好袁家有背景。同治八年，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调任到南京当江南盐巡道，有权又有钱。生父袁保中就带着袁世凯到南京“利益均沾”了。 　　那时，世凯不过十一二岁，由于自小迁徙四方，他比同龄人早熟。也就是说，别的孩子在读万卷书的时候，他在行万里路。 　　在南京，世凯可没闲着，一手抓武术，一手抓交际。我们都知道要做老大就得“仗义疏财”，仗义是虚的，疏财才是真的。别人凭什么都听你的，首先你要能领着大伙弄来钱，然后还得会分钱。据说，世凯从小就拿钱当王八蛋，挥霍得很，你借一百，我给你一千，听戏喝酒什么的更是抢着结账。所以，很快就拉拢起一批死党。 　　如果仅仅根据以上事例分析，世凯其人不过尔尔。 　　但是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特点——既有远大抱负又善于有目的地学习。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要学“万人敌”。常常对朋友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酷爱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有空儿就翻兵书。可见，世凯不是不喜欢读书，而是不喜欢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征战杀伐的专业书，他还是爱读的。

　　第八章 　　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一）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翁同龢，光绪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他是江苏常熟人。常熟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个县级市，却被誉为“人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可以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翁同龢有个好家乡。 　　他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大哥当过安徽巡抚，三哥当过湖北巡抚。一家子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又会念书，自然文才出众。他在咸丰六年中了状元。更了不起的是，没几年，他侄子也中了状元。翁家的辉煌，世间少有。 　　翁同龢的状元，来得很有趣，跟一根人参分不开。 　　殿试前一天，翁同龢的父亲考虑自己家离殿廷太远，怕早上翁同龢起床太早，加上路途颠簸，影响了实力发挥，于是，为了方便，就和户部尚书孙瑞珍商量，让翁同龢住他家。 　　这本来是被打搅的事儿，可正中了孙瑞珍的下怀。原来，孙瑞珍的儿子正好也要参加殿试，孙瑞珍暗忖道：我儿子虽有希望夺取状元，可小翁水平更高，把握也更大，得借这个机会治治他。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孙尚书弄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小翁。吃的时候，孙尚书甩开膀子地灌酒。小翁念书行，喝酒却不行，没整几杯就歇菜了。孙尚书见此十分高兴，就让自己儿子赶紧睡觉去，而与小翁谈天说地，忽悠了两个钟头。 　　实在没啥好扯的了，孙尚书又把小翁弄进书房，开始絮叨殿试的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其实这些常识，小翁早就烂熟于心了，根本不必要再听，但又不好意思说想睡觉，只好强撑着精神听孙尚书忽悠。如此反复指点，直讲到深夜。孙尚书“熬鹰”熬得自己都困了，才放小翁去睡觉。 　　第二天，小翁耷拉着脑袋，黑着眼圈去考试。拿到卷子，没看几行，就觉得双眼发涩，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眼看就完蛋了。突然，小翁瞄见“参与朝政”的句子，“参”字使他猛然想起，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两支长白山老参，藏在他的口袋里。小翁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掐了一截，塞嘴里，慢慢嚼。说来也怪，没几分钟，就感觉精气流贯，神志清晰，思维敏捷，文如泉涌。小翁就跟打了*似的，抖起精神地干，一气呵成，按时交卷！真是比现在的补药、吸氧什么的强得多。 　　翁同龢像考完回家，把吃人参醒脑提神的事一说，家人也大为惊奇。小翁中状元后，家人便把另一支人参供奉起来，视为神物。 　　据说，过了数年后，小翁的侄子翁曾源吃了供奉的那一支人参，也高中状元。 　　当然，人参只是推动力量和辅助作用，小翁的真才实学自然是根本原因。但在中了孙尚书那阴险的圈套后，这根人参还真发挥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逸事了。翁同龢二十六岁便中了状元，确是聪明过人，至少在学识上比他那四十多岁才靠他的关系中状元的学生张謇要强得多。但张謇因为坎坷的经历厌倦了官场的黑暗，转而从事实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历史地位，所以毛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而我们的大书法家翁同龢呢，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终于使得他一生无甚建树，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