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的详细目录和章节如下：
他于第4卷第412页中说：“戈维里神父当时正在广州，主持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事务。有人向他咨询有关刚刚由《自登基日起》（Ex illa die）教皇谕旨禁废的中国礼仪问题。该耶稣会士作了书面回答，他签署的答复被递交到向他询问的人之手，此人正在急切地等待这项答复。”
“由于上帝为了教会（第四卷，第113页）以及那些非常卑鄙地愚弄教会的人之利益而保佑，戈维里神父的答复又落到了一位传教士的手中，他根据原文制作了一份抄件，然后寄往了教廷圣职部。教皇命令其会长（传信长）塔布兰（Tambourin）将其教士从中国召回。戈维里神父很可能是未获悉有关其书信的全部内容，于是便大声呼叫诬蔑，在上帝和他人面前提出了抗议，而人们归于他的答复却并非出自于他本人，不相信其对手们会转抄由他亲手签署的文件，认为这种指控是耶稣会敌人的一种诈骗，因为他们看到耶稣会受到了教皇陛下的青睐而感到愁眉不展。其结果是戈维里神父仍然留在中国，以期待教皇在获得该耶稣会士的答复后，他能从教皇那里得到某些有利于他们的命令。
1.他声称（从第四卷的“告读者”开始，第5页），耶稣会显得如同是一支旨在向耶稣—基督的教廷及其宗教发动战争的连队，操纵该修会的会长甚至成了主宰该修会之主；于其指挥下战斗的连队军官们，便是由他派往中国的各位耶稣会士；由他们豢养的连队，便是中国中原、东京（Tunquin）和科钦支那的偶像崇拜的信徒们；其受害者便是对宗教具有虔诚心的所有人，没有年龄、地位和性格的区别，愿上帝保佑，中国和印度成为耶稣会反对上帝及其圣徒们的惟一战场吧！
我们应该承认，其通篇言语都是失去了理智的，或者是教皇和世界上的所有主教，除了五六位反对教皇法的高级教士之外，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处都在利用耶稣会士作为有益于教会的人时（第四卷，第66页），到底是想干什么。由那位匿名人提到的，并且是以褒扬性口吻提到的伊吕太罗波里斯（Eleutheropolis）的主教先生的想法远不如这位匿名者。主教说：“我始终坚信，在这个匿名人推出的书简中（大家还记得，这名耶稣会士年长四十三岁，在华做传教士已二十三年了，他可能是对耶稣会士们最为了如指掌的人），我们的耶稣会从它一成立起，便因满怀*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反击有损于宗教名声的教义中的荒谬论点、风俗中的*行为和迷信礼仪而名声远播。我觉得，这是由于它根据教皇的谕旨，在教皇认为应该利用该修会的任何地方，都成功地善终其事。”那个匿名人是否肯原谅该主教如此公开地驳斥他呢？他是否会对他本人引证了修道院长的这些话而原谅他呢？
2.《趣闻轶事》的杜撰者并未到此而罢休（第四卷，第384页），他有悖常理地坚持认为，耶稣会士们是教皇法的最大顽敌。这件事的真相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了。他说：“独生子教皇法（Constitution Unigentius）再不会拥有比非常成功地描述了它的耶稣会士们更大的敌人和更顽固的反对派了。正如人们完全能以一缕阳光的光芒而向所有基督徒证明的那样。”他以一种如此自吹自擂的态度而提出了这种奇谈怪论，还声称它是人所公认的事实，这是一种极端的放肆行为和最狂妄的自命不凡。匿名作者在第六卷第10页的序言中，又忘记了他自己曾于第四卷中提出过的说法，从而坠入了*的自相矛盾之中，声称“耶稣会士们以其*的行径，每天都以支持独生子教皇法而引人注目”。
4.在《趣闻轶事》的第五卷末，作者非常严肃地一气呵成一百三十页文字，力图证明耶稣会士们都是*义的敌人（Antechrist,反*者）,他为此而使用了14世纪时一种预言。那适得其时的发现，及其持久的和幼稚的夸张渲染，为了直至在梦中都想诋毁耶稣会士们，并将最彻底的宗教*与中国的宗教事务结合起来，到底该采纳什么样的理智呢？对于其他同样荒谬的要点，我就暂时搁置一旁不加引述了，因为一封书简的短小篇幅无法囊括一切。我再回到有关我本人的问题上来。
根据那种能够探测心灵和了解耶稣会士们之无辜的人士来判断，这些神父们更不是罪人了。耶稣—基督曾对其信徒们说：“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翰福音》第15章，第17节和第20节）我们看到，这种预言于现在被兑现了，上天的保佑，这是《趣闻轶事》的作者及其他所有支持荒谬行为的人，由于对我们的无比仇恨而造成的。但可以安慰我们的，则是上帝也讲过：“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那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感到快乐。”（《马太福音》第5章，第11节）
传教士们的义务便是使上帝获得荣耀，即使是以损害他们自己的名声为代价。“荣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恩、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耻辱，恶名美名，似乎是*人的，却是诚实的。”（《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8节）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为上帝获得荣耀的同时，能被认为是在为耶稣—基督而忍受诬蔑和*。我赞同受人崇拜的罪行。
难道这确实是一种我可以申明其著作纯系伪造的真实事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一卷，第3页）的答复吗？他于其标题中许诺的一切，是否真正地实现了呢？这正是我在第二封书简中将试作研究的问题，我将于其中证明两项事实。第一件事是他于其《趣闻轶事》中想诽谤我的那些诬词，一直完整地存在下来了，并且以不可阻挡之势以其答复表现出来。第二件事是，他在这项答辩中，为反对我而杜撰了一大堆新的诬词，如同先前那些一样，既令人发指又站不住脚。
1.他首先指出（第四卷，第412和413页），我曾受到过一位传教士就中国祭仪问题的咨询。2.我以亲手写的一份文件回答了这位传教士，由我署名支持受到贬责的迷信，而这一切又发生在签署了协议并履行誓言义务之后。这就是说，在1716年于中国公布我赞同签发的克莱芒十一世教皇的通谕之后。3.我的答复落入到了另一位传教士的手中，他将此另抄一份并将之寄往圣部。4.罗马收到了这份抄件，教皇命令耶稣会会长将教士从中国召回。5.当我获悉（会长神父的）书简内容时，我便大声喊冤，并声称对方诬陷，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抗议说这种指控是一种欺诈。6.我回法国的命令被暂缓一段时间执行，我依然留在中国，以等待教皇的赞成命令。7.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被耶稣会士们的欺诈行为惹怒了，于是便向罗马教廷呈送了我亲手写的原文。8.圣部的命令与谕旨相吻合，于是便第二次命令巡按使将有罪教士召回欧洲，不得有任何拖延，乘最早启航的船舶登程。9.我认为如此迅速地作出同意的表示是不合时宜的（第4卷，第412和413页）。10.我最终登船启程了，但却是经过了数年的期限（同上）。我仅仅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才转回欧洲。
因此，出于什么厄运，人们才会将一种如此众所周知，如此显而易见和如此令人恶心的事件（它于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前才传到广州），于1736年推出台呢？而且还是继一次明确和正式的辟谣之后（《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一卷，第1页）。
在由《趣闻轶事》的匿名作者投向耶稣会士们的如此之多的诬蔑性中伤之后，他竟然还胆敢提高调门，并以一种谩骂性的神态寄给了耶稣会士们如下信件：“我的神父们，请听我说和让你们感到惊讶吧！”（第一卷，第72页）。我本会有更多的理由于此借他的文风，而且也轮到我这样对他讲了：“请听我说和让你们感到惊讶吧！”
在对我的书简之答复中，他们向人暗示将写出反对耶稣会士们的新论著，也就是将重新违犯教廷的命令，炮制新的欺诈和新的邪恶表率。至于我个人，如果他们还要攻击我，那么我从现在起将以保持沉默而自罚。根据《圣徒传》的说法：“我将炽热的炭堆在了他们的头上”（《罗马书》第12章，第12节），我将由此至少在忍耐力和仁慈心方面为他们作出的表率而略感*，而这种表率必然会有一天奋起反对他们。
我又重复了一次，“你们是否读过这名秀才提到的书呢？”其中一位回答我说：“我过去读过。”“我没有读过。如果您有兴趣阅读它的话，那么我将去我的朋友家中寻找它。”我接受了这一提议，没过几天，有人便为我带来了此书。我发现它是一部中国植物和动物通志的第十五卷此书即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关于大象的描述，见于第五十一卷中。——中译注。这是一部由不同作家们所写的全部著作集。在载有对大象描述的条目中，提到了一名叫做徐铉（Suhuein)的作者，他是这样表述的：“象胆随四时，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后左足，冬在后右足也。”这部书还补充说，在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一头大象于春天死亡，该皇帝命令取出其胆汁，但人们未能找到它。人们于是便询问徐铉，他让人从其左前足中去寻找，果然找到了。
因此，这就是一种很容易炮制的速效的和灵验的药剂，大批中国人都已感到了其药效。它也能治愈一种出现在欧洲的疾病，而我们的古今医生都曾宣布说它是不治之症，不可救药。如果人们在欧洲感到了同样的药效，那么中国人便会将它作为一种礼物送去，它不会使人无动于衷。因为归根结底，难道我们在世界上还有比视力更宝贵的东西吗？只要视力略受损害便让人担忧，人们最害怕失明了。当人一旦失明，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已不再属于人世间一样地互相对望了。这至少是托比（Tobie）的看法，他是一位伟大的毅力典范。他叹息着说：“对于我来说，在人世间还会有什么乐趣呢？因为我已不再能看到天空的光明了。”（《托比书》第五卷，第12页）我向您的圣祭求援，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与您同在。
如果人类从诺亚时代起，甚至是在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创世记》第四章说，土巴该隐是铸造铜、铁各种刀剑的人。（Tubalcan）之前，便具有了某些有关铁的知识，正如您根据《创世记》中的言辞表述所猜测到的那样，〖=Y（〗265那么某些民族，甚至是那些于民族分散之后前往土巴该隐曾打过铁的地区居住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铁，他们又怎会为了取代这种特别必需的金属，而被迫使用陨石，以至于要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将这样一块陨石破裂、打磨和装柄，从而改造成为斧状或其他类似的工具状呢？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铁的一种长期无知。
中国的灾难是它尚未成为我们的学者、旅行家们论述的内容。在长城上，碑铭文字绝不乏其例。其差异仅在于，中国人今天还认识他们最古老的文字，而埃及人却不再会阅读其祖先的文字了。至于其中雕刻的人类、走兽和飞禽的图像，中国人的雕刻物均布满了这一切。虽然在本处如同在埃及一样，于此项内容上没有任何可与人们至今在欧洲所看到的那一切相比较的成分，但从事观察的眼睛依然会高度评价这里的那些非常生动的巨大雕像、符合人们希望从中表现出来的表情和姿态，诸如生气、愤怒、欢乐、悲伤等情感。我曾经亲眼见到过这类体裁的多部作品，而那些最精湛的艺术家却不屑于这样做。在中国，是否有些诸如人们在罗马发现（那里又是从埃及传入的）的那类金字塔呢？我从未见过，但这并不是一种表明那里绝不存在金字塔的证据。但是，由于金字塔一类工程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我怀疑中国人是否会为此而浪费其时间和劳动，难道他们建造诸如人们在某些省份看到的那些雄伟的桥、诸如他们称为“铁桥”的那些新奇的桥梁不会更有用吗？因为这些桥甚至可以从一座山头渡过激流而到达另一座山头。过去，大批军队都曾经越过这种桥梁，它们至今尚残存。这就是世人可以在《*全志》中读到的内容《*全志》第一卷，第52、60、76、151、155、156页；第二卷，第91和92页。——原注，这是〖=Y（〗280杜赫德神父于不多年之前为大众推出的一套颇有意义的丛书。我不知道，人们在埃及是否从来看不到这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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